當然，如果那天我們最後沒有找到義么，妻子肯定會給警察打電話的，我也絶不會阻止她。當時，妻子擔心我的被迫害妄想症發作，最後如果是對方先挑釁，我會向別人施加被認為是防衛過當的暴力。
關於我的被害妄想症，本來我不想把責任歸咎于別人；僅僅是作為故事的開始，我必須說出那件事發生之前，他們的執拗帶給我的影響，即四、五年前開始的永無休止的電話和來信。起初，我以為每天給我打五、六次電話我一拿起電話他就默不作聲的人和來信寫明姓名和地址的人不是一個人，因為打電話的次數不確定，所以我還以為那是全社會對我表示的敵意。後來，不用多說，我知道絶大多數沉默的電話是寫信人打的。
現在，這些已經成為永遠的惡夢，我想省略故事的詳細情節，寫信和打電話的人是一所名牌大學商學系的學生。他說自己想當一名評論家，為走上文壇，請我給他一些幫助，他在桌前坐幾天，也寫不出來一行字，卻對我說：「你教我開始寫文章吧。」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信中始終流露出一種傲慢的自信，只有這才是對他的拯救，過了不久，他不僅給我寫信，也開始給妻子寫，說：「只看重殘疾兒卻拒絶健全人的要求，這是不應該的。」似乎表現出憎恨。
一天內，屢次打電話和寫信，差點兒把我們給折磨死，他還攻擊我們說，「為什麼只有自己才必須受苦呢？」甚至暗示出自殺的想法，我給他寫信說：「不管是打算學習，還是要工作，首先，精神狀態要恢復健康，為此只有找醫生談一談。」事實上，我正是以此為根據，認為他就是打沉默電話的人，電話從早到晚不斷地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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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這位學生的父母不在家吧
我用命令的口氣低聲說：「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後掛斷了電話，於是新的方式開始了。妻子接電話告訴他我不在，他就說：「最近在電車上發生了一起案件，鄰居的頭被兇器打了。」我和妻子每次一聽到電話鈴響就緊張，它使我們回想起十年前政治意圖明確的攻擊電話。
這似乎要把我推向被迫害妄想症的更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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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已經過了午夜，家人都睡了，暖氣閥門也關了，我就把穿著的防風茄克連頭包上，扣上袖口，還在繼續工作。屋外總是傳來說話聲，起初我以為是兩個人在談話，可並非如此，好像曾叫過我的名字。我從大門的窗口往外窺視，有一個高大的人影站在門邊，對著破舊的對講機在說話。
我便問：「有何貴幹？」對方好像是喝醉了，用年輕人驕縱的口氣說：「說‘貴幹’可擔當不起呀。」我說：「如果沒有什麼急事兒，夜已經深了，還是等明天再說吧。」說完就關上了門。可是門外的年輕人還是對著對講機說個沒完。
我無法再工作下去。那二、三年，為了治療失眠症，我每天在睡前三十分鐘做負重體操，因為做操，我還保持着年輕時代的體魄，甚至顯出從未有過的強壯。三十分鐘的鍛鍊結束後，他還在對著對講機發議論，我感到壓抑不住的憤怒，操的前襟，把他拽到車站去。那時，我已讀昭吉爾克里斯多寫的《布萊克評傳》，我想可能是受布萊克在費爾潘時那件事的影響吧。
我走出大門，當我用防風茄克蒙頭的模樣一出現在門燈的燈光下時，前後都發出了驚叫。後面的驚叫聲是妻子發出來的，她正從臥室往門的方向看，因為看到我的樣子而受到驚嚇，前邊那個驚叫的人已經一溜煙兒地逃掉了。考慮到被害妄想症，妻子擔心我傷害別人，造成防衛過當，直到那時我還是那種樣子，正是她深感不安的原因。
在我三十五、六歲的時候，有很充分的證據說明我對外來者是不封閉的。一天，有兩個學生來訪，在那之後，他們對我們做了一件事，這對義么來說是最痛苦的體驗，也正是因為這件事，使我的行為脫離了正常的軌跡。
宇波君是從關西來的學生，帶他來的是沉默寡言的稻田君，他們從同一高中畢業後，稻田君考入東京的大學。那時候，我在憂鬱中寫下長長的日記，記錄下我們的談話。借助當時的日記，我回想起他們來拜訪我那天發生的事。我起得很晚，從書房兼臥室的那個房間下來時，發覺客廳裡義么跟來客在玩。
他們從莫扎特作品集中讀出克歇爾目錄，讓義么猜曲名和調子。我曾就這種遊戲寫過短文並發表過。妻子在廚房高高興興地忙着準備午飯。想做鷄肉鷄蛋蓋飯，夠客人和家裡所有的人吃的。
妻子一邊做飯一邊告訴我說，兩個學生是W老師介紹來的。能說會道的那個是「公明黨市議員」類型，另一位是憂鬱不善談的人。那天早上義么身體不舒服，沒去上學，那二個人很巧妙地讓義么打起精神來玩遊戲。其中一人好像是在殘疾兒班級搞教育實習的學生……
幫妻子端完飯後，我也走進客廳，我和他們邊吃邊聊。受妻子的熱情感染，宇波君面帶微笑，當時正流行長髮，可他卻把頭髮剪短，露出光澤的頭皮。看來義么想玩，不願意回到和母親兩個人同住的臥室去，於是妻子和他一起玩。從他的年齡來看，義么很少這麼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也構成大家快樂氣氛的一環。
宇波君來了之後沒多久，不僅是義么，連妻子也加入到快樂的談話中來，可另一位稻田君就像是左翼運動中的一類，陰鬱着不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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