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跟學生們，更確切地說是跟宇波君的談話，他像一個演員，表現出了精湛的演技，有三個情景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裡。飯後，妻子和義么還沒走，宇波君顯出一種很受老師們喜歡的樣子， 談到幾位著名學者的近況。當我問到他們在W老師家裡都談了什麼時，他就開始談介紹他倆來的W老師。幾年來，W老師多次讓一部分學生把有關左翼運動的書從研究室裡搬出來，到舊書鋪去賣，所以未必能受到學生活動家的信賴。
宇波君說："我們去的時候，W老師正在半張蓆子大小的水池邊給竹屜刷油漆、上面撒滿冬日的陽光， 京都有一位研究法國文學的作家，家裡有‘能樂舞台’，W老師的生活比他的更簡樸， 給我們留下了這麼個印象。他還喜歡bricolage，若無其事地在讀還沒翻譯成日語的萊維·斯特勞斯的《野蠻的思想》。
宇波君說經京都研究法國文學的作家介紹， 他們去了W老師的家，沒有別的原因，只是想複印我的畢業論文的法語梗概，在鼓吹麥卡錫旋風的時代結束時，一位加拿大前外交官哈佛·諾曼在開羅自殺了，他也是一位研究日本歷史的學者，是他把W老師介紹給跟自己有交情的政治學家M教授的。W老師說，M教授有病在身，不好介紹，既然是我的論文，還是直接跟本人聯繫一下吧……
我很注意聽宇波君的話，發現雖說「被介紹」，也是很含糊其詞的，暫且不論這些。宇波君從關西到東京來的幾天裡，見到了很多學者、作家和評論家，這些就是所謂的靠學院派和新聞界來支持的戰後民主主義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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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屬於在這些人的影響下從青年時代成長過來的人。
「正在鬥爭的人和周圍的同情者把民主主義形式化的責任推到我們所見到的這些人身上。當然了，他們從前是被敵視的人，已經失敗了。打開天窗說亮話，批判這些空談家， 用英語說就是Laughing matter，我引用您的短文作論據。我們看到了這種你爭我斗的情景。
我們想引爆雙方間的吊橋，現在，距離成功還很遙遠，對對方來說，或許有必要進行修復。我們在京都見到的這些老師們說：」如果我們為此提出了方案，我們將對你們暗淡的前途給予支持。"我們已收集了介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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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記中，按宇波君的態度變化過程，分1、2、3三個部分，把他的談話清楚地記錄下來，在第2部分的開頭，記下了上面一段話。妻子和義么聽不懂這些，回起居室去了，只剩下我和兩個學生還在談話。宇波君非常有禮貌地談老師們的情況，當講到學生們對我的評價時，沒有比他說得再中肯的了。
「儘管我們把您的隨筆當作Laughing matter
這是事實， 可您既不是跟政治理論有緣的人，也不是政治上的活動家，所謂教條的批評，一開始前提就錯了。可是，我們對您的處世之道感到憂慮。當左翼運動現場的人對您冷言冷語，甚至拿您當笑柄，雖說最近沒對您說什麼，可是我們的立場或者我們的職責是動搖不了他們的，我們在高中時代就讀您的作品，那時曾寫過這樣的話。也就是說，即使他們要威逼我們的理論和行動，我們也不去當現實主義者，所以說，從戰後民主主義的幻影出發，即使被說成是不自量力，我們也決不跟他們同流合污。
或許今後再過十年，到那時，您的想法和現在的還不是一樣嗎？這實在是沒法讀，我們焦急呀。不管什麼時候，您都認為這樣做是對的，可是，您這麼想的依據何在？我們站在您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得出的結論是您有一個殘疾兒子。讓殘疾兒上普通班級運動跟我們搞的運動很相似。您知道吧！可是，您並沒有參加這個運動。
您們把兒子送入特殊班級進行教育。如果我們批評您說這是助長歧視、再創造歧視，您還會寫這種沒法讀的文章嗎？殘疾兒有許多種生活方式，如果沒有殘疾兒去普通班級，就有問題了。可是，您不是說過：」讓自己的孩子去特殊班級。「嗎？總之，您們把自己的兒子置於生活的中心，根據自己的體驗來作判斷，所以，作為外人，批評你們是很得不償失的呀。
我們能讀懂《洪水……》，你認為不管社會制度怎麼變化，也只能讓殘疾兒自己照顧自己，對吧？既然這麼說，您就不會參加運動。這，怎麼說呢，這是您做得很妙的地方。這對我們來說真是無法忍受呀。」
宇波君停住了話頭，想看看我的反應，這時，我問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
「他說‘我們’的時候，包括你嗎？宇波君說的話，你也同意嗎？」
「同意，因為他說的是我們的想法。」這几乎是那天稻田君說的唯一的一句話。我沒說什麼。只是在日記的第2部分裡記錄下宇波君的談話，現在讀起來，他的話好像是對我那一時期處世方式的奉承。
不一會兒，宇波君由前面談話時的那種語氣陡然轉變成血腥、挑逗性的談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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