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作品集 P 523
大江健三郎作品集
作者：大江健三郎
第523，共526。
「您把有關原子彈爆炸的書的版稅委託給‘被轟炸二世’組織了吧？他們為了在全國遊說，買了輛車，在報紙上發表講話，可實際上，他們只用五分之一的錢買了輛破車。在出發前發生了一起事故，說是沒有修理費就走不了，這錢又是從您那拿的吧？剩下的錢幹什麼了？您不認為他們送到同黨上級組織那裡了嗎？那時，聽說來東京遊行的學生被逮捕了， 所以有的人坐飛機逃跑了，有的向您和H大學的代理校長請願，結果都被趕跑了，是這樣的吧。您害怕敵對黨派的實力鬥爭，於是就從羽田逃到您上級組織的膝下啦，您花了冤枉錢，似乎看到一點自由，可是對立派那邊怎麼想呢？所以說，要是為黨派出車錢的話，還不如替搞同一運動的我們出車錢。我們在麵包車上安上短波發送裝置，我們計划走到哪兒就不停地廣播到哪兒。
政府和財界那些惡棍們，被推上國會證言席上還不老實地坦白交待，我們把審訊裝置安在自由廣播的麵包車上，把審訊現場播放出來。不論是政治家、實業家還是官僚，把他們抓起來進行拷問，我們在東京到處轉，把他們的證言原原本本地播放出來。至于車的費用問題，可不是您給‘被轟炸二世’的那點錢，比那要多得多。一開始，您不想拿出點錢嗎？」話雖如此，可是……
他沒有再問我，宇波君在以「我們的意見」發表意見，當我看到稻田君對此表示贊同的樣子時，我就不想再說話了。令人奇怪的是宇波君什麼事情都知道，他所瞭解的事情只有和我直接聯繫的當事人才知道，不用說，一開始我就理解宇波君的意思。雖然，他說的是事實，可我並不認為自己能全盤接受他的建議，我只是對他帶有挑釁意味的言語感到憤怒。我正在考慮用什麼方式讓他們走的時候，妻子走了進來，因為她看到我們不停地談話的情景，擔心事態會發展成防衛過當。
看到端茶進來的妻子和跟在後面的義么，宇波君的態度突然變成最初時的親切，在他回去之前，對義么說：
"夫人，坐了這麼久，實在對不起，我們馬上告辭。義么君，跟老師談話的時候，我仔細想了一下，再給你出最後一個問題，這可是難題呀，非常難的題。克歇爾522號是什麼曲子？提示是屁，噗，噗，噗！……
「什麼呢，你在說什麼呢？這是《音樂的玩笑》，是大調，是什麼呢？」
那時，每天早上妻子把義么送到校門口，放學時我騎車去接他。義么八歲時就上了小學，所以當時是特殊班級的三年級學生，班主任老師對我們說：「如果從家門到校門一直由家長領着的話，永遠也培養不出學生自己上學的能力。」她要我們注意這一點。因為同一所小學的學生占滿了道路，連人行道和邊上的岔路上也沒法走，我們就讓義么和他們拉開一點兒距離，一個人走。
從成城學園的坡上往下走時，常要在那兒過人行橫道。在高聳的電話電報局大樓前面，我停下自行車等着，義么顯得比在家裡時還小，一心一意，慢慢悠悠地邁着獨特的步子走上來。每天這個時候，一看到義么，一股激動之情便油然而升。他按着我們告訴的那樣，逆着車道走過來，我在他走的這條路上等着他。
義么還帶著沒測量準的眼鏡，走到離我三米的近處才發現我在等他。義么那張童稚的臉上沒有什麼感慨，站下來，所有緊張，像蒸汽一樣，雲消霧散了，變得像害怕被放在屋外曬太陽的軟體動物一樣，自行車的把手上裝着金屬椅子，讓義么坐上去後，我的胸膛緊貼著義么的脊背，蹬車回家……
那天，我又在電話電報局前等義么，可是不見他走上來。從我旁邊走過去的小學低年級的學生越來越少了。跟義么在同一特殊班級、年齡比義么大的兩個女孩手拉著手走過來，我注意着不驚嚇着她們，喊了一聲，可兩個人還是嚇了一跳，好像被粗暴地拉著似的默默地走了過去。我下了車道，騎着自行車，一邊看走過來的學生，一邊向人行道方向騎去。
我放下自行車，急急忙忙穿過人行道、學校門口的通道和台階，然後橫穿過校園，向特殊班級的教室走去。教室裡只剩下老師在作記錄，她說義么三十分鐘前就離開了教室。我又返回來，平時在這條路上，都是騎着自行車往家走，現在是一邊東張西望，一邊往回趕，到家一問，妻子說義么還沒回來。接着，妻子便承擔起找義么的工作。
妻子立即給班主任老師打了電話，告訴她義么走丟了，然後給班裡的同學打電話，也不管是誰跟誰，組成三個人的尋找小組，並通知能聯繫上的母親們。妻子決定自己也從學校出發去找義么，妻子和通知到的母親去找效率會更高，我幫不了什麼忙，所以妻子走之前，讓我留在家裡照顧義么的弟弟和妹妹，等他們的消息。
妻子走了之後不久，電話鈴響了一下又停了。我一直坐在電話機前，看了一下表，正好是下午三點，我回憶起自己的憤怒，來電話的人實在是太無恥了。我記得自己當時想，哎呀，哎呀，這種時候，還一天到晚不停地打電話。一整天，老是打電話，到最後時還罵一句，我都是不說話，就掛上電話。
因為這是想當評論家的學生干的日常電話工作。他用硬鉛筆寫來看不清楚的信，我不放在陽光下就沒法讀，可見他是一位很有耐力的人。不久，我就不得不按來電話的時間來分配時間。從電話鈴響的那一瞬間，甚至到放下電話的那一時刻，我都不由得感到喉嚨堵塞着。
對方想用永無休止的攻擊電話，把我搞成神經質。
政府和財界那些惡棍們，被推上國會證言席上還不老實地坦白交待，我們把審訊裝置安在自由廣播的麵包車上，把審訊現場播放出來。不論是政治家、實業家還是官僚，把他們抓起來進行拷問，我們在東京到處轉，把他們的證言原原本本地播放出來。至于車的費用問題，可不是您給‘被轟炸二世’的那點錢，比那要多得多。一開始，您不想拿出點錢嗎？」話雖如此，可是……
他沒有再問我，宇波君在以「我們的意見」發表意見，當我看到稻田君對此表示贊同的樣子時，我就不想再說話了。令人奇怪的是宇波君什麼事情都知道，他所瞭解的事情只有和我直接聯繫的當事人才知道，不用說，一開始我就理解宇波君的意思。雖然，他說的是事實，可我並不認為自己能全盤接受他的建議，我只是對他帶有挑釁意味的言語感到憤怒。我正在考慮用什麼方式讓他們走的時候，妻子走了進來，因為她看到我們不停地談話的情景，擔心事態會發展成防衛過當。
看到端茶進來的妻子和跟在後面的義么，宇波君的態度突然變成最初時的親切，在他回去之前，對義么說：
「什麼呢，你在說什麼呢？這是《音樂的玩笑》，是大調，是什麼呢？」
從成城學園的坡上往下走時，常要在那兒過人行橫道。在高聳的電話電報局大樓前面，我停下自行車等着，義么顯得比在家裡時還小，一心一意，慢慢悠悠地邁着獨特的步子走上來。每天這個時候，一看到義么，一股激動之情便油然而升。他按着我們告訴的那樣，逆着車道走過來，我在他走的這條路上等着他。
義么還帶著沒測量準的眼鏡，走到離我三米的近處才發現我在等他。義么那張童稚的臉上沒有什麼感慨，站下來，所有緊張，像蒸汽一樣，雲消霧散了，變得像害怕被放在屋外曬太陽的軟體動物一樣，自行車的把手上裝着金屬椅子，讓義么坐上去後，我的胸膛緊貼著義么的脊背，蹬車回家……
那天，我又在電話電報局前等義么，可是不見他走上來。從我旁邊走過去的小學低年級的學生越來越少了。跟義么在同一特殊班級、年齡比義么大的兩個女孩手拉著手走過來，我注意着不驚嚇着她們，喊了一聲，可兩個人還是嚇了一跳，好像被粗暴地拉著似的默默地走了過去。我下了車道，騎着自行車，一邊看走過來的學生，一邊向人行道方向騎去。
我放下自行車，急急忙忙穿過人行道、學校門口的通道和台階，然後橫穿過校園，向特殊班級的教室走去。教室裡只剩下老師在作記錄，她說義么三十分鐘前就離開了教室。我又返回來，平時在這條路上，都是騎着自行車往家走，現在是一邊東張西望，一邊往回趕，到家一問，妻子說義么還沒回來。接着，妻子便承擔起找義么的工作。
妻子立即給班主任老師打了電話，告訴她義么走丟了，然後給班裡的同學打電話，也不管是誰跟誰，組成三個人的尋找小組，並通知能聯繫上的母親們。妻子決定自己也從學校出發去找義么，妻子和通知到的母親去找效率會更高，我幫不了什麼忙，所以妻子走之前，讓我留在家裡照顧義么的弟弟和妹妹，等他們的消息。
妻子走了之後不久，電話鈴響了一下又停了。我一直坐在電話機前，看了一下表，正好是下午三點，我回憶起自己的憤怒，來電話的人實在是太無恥了。我記得自己當時想，哎呀，哎呀，這種時候，還一天到晚不停地打電話。一整天，老是打電話，到最後時還罵一句，我都是不說話，就掛上電話。
因為這是想當評論家的學生干的日常電話工作。他用硬鉛筆寫來看不清楚的信，我不放在陽光下就沒法讀，可見他是一位很有耐力的人。不久，我就不得不按來電話的時間來分配時間。從電話鈴響的那一瞬間，甚至到放下電話的那一時刻，我都不由得感到喉嚨堵塞着。
對方想用永無休止的攻擊電話，把我搞成神經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