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那天，我沒說話就掛斷了電話，第2次打來時，我還是沒說話就給掛斷了，可我馬上勃然大怒，一股懊悔之情攫住了我。來電話的人不就是帶走義么的人嗎？正是他給我們夫婦寫信，控告我們只忙於照顧殘疾兒子而不幫助他，還說我們培養弱智兒子，不對他人盡義務，卻還能心平氣和地生活，這是特權，反覆找我們麻煩的人不正是這個男人嗎？他在我們家的周圍逡巡、監視着，很明顯，兩、三個星期前，肯定是他曾在我家附近徘徊，把信用金庫的求職考試落榜通知塞進我們家的信箱裡。現在，我要是不停地問來電話的人，說不定他會說：「是我抓走了你兒子，你得如此如此，我才還給你。」這是最後一次電話，他不再打給我。
把你在信中主張的討厭的思想付諸行動，如何？
只要取出保存大量信件的紙袋，就能知道打電話的人的住址。可是，如何向警察解釋呢？我站在電話機前，忍耐着下一個三十分鐘。四點鐘，電話鈴一響，我就抓起聽筒，報出自己的名字，然後「喂喂，喂，喂」，對方屏住呼吸沒說話，過了一小會兒，一個稚幼、溫和的年輕人的聲音回答道：「是」就又不說話了。我尋找詞彙，可是壓抑不住內心的憤怒、對年輕人喊道：「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後放下了電話。
年輕人不過是躲在家裡按常規進行電話攻擊。我第1次從年輕人打來的電話中得到一種解脫感，這也是最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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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還很遙遠，六點鐘天已經昏暗下來，妻子來電話說還沒找到義么，之後，我接到稻田君打來的電話。在跟雄辯的宇波君一起來訪的時候，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毫無負罪感，他用憂鬱的口氣說：「因為我想還是告訴你的好。」他解釋說：
是朋友宇波一人謀劃並實施的，他向夫人打聽你們接送兒子的過程，併進行了研究，今天下午帶走了您兒子。您沒有參加政治運動，只是用筆來反對體制的文化界人士，憑自己有一個殘疾兒，竟然如此給自己加上大義名分，對此宇波君很生氣。所以他說：‘如果對付了您兒子，您就會被推向被動的無法辯白的境地，或者以平安還回您兒子作為條件，對您的行為作些約束。對於自己的殘疾兒子，最後您將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他決定把您兒子控制在自己的手裡，跟您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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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剛纔宇波君給我打電話說，無法跟您取得聯繫，不久就膩煩了，於是在東京車站內放了您兒子，自己坐新幹線回關西了。雖說跟我沒有直接關係，可是我想還是告訴您一聲的好……"
母親們決定暫時停止在學校附近尋找義么，妻子決定回家休息一個小時，吃點飯，同時也因為擔心我不能照顧好義么幼小的弟弟和妹妹。妻子回來的時候，正好聽到了稻田君在開始和最後說的：「我還是告訴您一聲的好。」這句話，她站在我旁邊，頭髮上、肩上披滿雪花，透發着一股礦物質的冷氣，我強忍着憤怒想要把剛纔聽到的消息告訴她，連我也感到了自己破鑼般的聲音和肚裡湧出的烏黑的瘴氣一起吐出來。
「以前來的那個能說會道的學生把義么帶走了！為了要把我推向進行運動的境地，‘是處置義么呢……是處置義么呢？還是附加一些交換條件還回去呢？’也就是拐騙勒索！可是，半路上又膩煩了……半路上又膩煩了，於是就乘新幹線回去了！把義么扔在車站裡！半道上膩煩了，他是這麼說的。」到對面與我們交往不深的人家，請年輕主婦照顧義么的弟弟和妹妹，妻子和我一起去東京車站。妻子擔心如果是宇波君把義么還回來，我即使不打死他，肯定也會出手傷人，所以妻子和我一起在東京站台裡到處找義么。我的內心感受跟前面引用的《替補跑壘員記錄》的那段描寫一樣。
十點之後，在人影稀少的新幹線「精靈」號站台上，我們發現了義么。他整個身體躲在賣店旁邊的窪坑兒裡，靠在櫃檯邊上，平靜地望着不停降落在軌道上的雪。褲子濕濕的，一雙長筒靴積滿了尿。我在他旁邊蹲下來，義么依然是沒有什麼感慨，轉頭看了我一眼，臉上、身上的緊張和擔心消散了，變成平時那個軟體動物，紅光從眼睛擴散開。
我們坐上出租車，夜裡，雪開始堆積起來，義么穿上新買的褲子和長筒靴，我對著被尿濕的舊靴子嘔吐，發出憤怒的叫聲。像上面寫到的那樣，在我們找義么的時候，妻子就想起宇波君對我們做的侵害事件，她跟我說，他們的行為能夠「蹲監獄」了，我像往常貧血時那樣，已吐得軟弱無力了。
今年元旦，休息的那個早晨，住在京都市郊住宅區的私塾教師和市政府的官員被人用鐵管打死在路上。我常常去廣島旅行，那天我在關西版看到了這個消息。我想可能也跟我日記中的那件事有關吧，可我沒說話，妻子在看東京版的消息，看來她不知道這件事。據報道，被害人叫宇波三吉和稻田彰，曾屬於學生運動的一派，都是三十歲。
讀完這則消息後過了三天，下午六點以後，我到體育俱樂部的游泳池去游泳，回來後，妻子對我說：「有一個長途從京都打來。說是叫宇波，十年前曾來我們家拜訪。打電話的人用絶對不會錯的口氣，自報了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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