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很久沒有同穿著考究的人物坐在一起了，心裡不免有幾分忐忑不安，直到現在還聞得到那股甲醛味。或許謝爾蓋也往這兒送貨，不過謝天謝地，這兒沒有人搔癢。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兒……非常淡。音樂會尚未開始眾人臉上便顯出百無聊賴的神情，這音樂會真是一種禮貌的自我折磨。
指揮短短的指揮棒敲響後大家緊張地全神貫注了一陣，隨即便是寂靜無聲——一種單調沉悶的、被管絃樂隊奏出的沉着、不間斷的輕微樂聲反襯出的寂靜。我的頭腦出乎意料地清醒，好像腦殼裡鑲了一千面鏡子。我的神經綳得緊緊的，十分激動，音符像玻璃球在一百萬股水流上跳躍。以前我從不曾餓着肚子去聽音樂會，沒有任何聲響能逃過我的耳朵，甚至最細小的別針落地的聲音也聽得見。
好像我沒有穿衣服，身上的每一個毛孔都是一隻窗子，所有的窗子都敞開着，光亮穿透了我的內臓。我可以感覺到這光線就蠟縮在我肋骨的穹窿下，我的肋骨垂在一個空空如也的肚子上，響聲使它顫抖，我不知道這種情形持續了多久，我早已失去時間和地點的概念。彷彿過了很久很久以後出現了一陣半自覺的狀態，與之相抵的是一種平靜感。我感到身體內有一個大湖泊，一個發出彩虹色光輝的湖泊，冷峻得像果凍。
這個湖泊上突然形成一個個巨大螺旋，一群群腿細長、羽毛漂亮的候鳥出現了，它們一群群地從清涼的靜止湖面上騰空飛起，從我的鎖骨下飛過，消逝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間裡。然後，緩慢地、異常緩慢地，這些窗子關上了，我的器官也回到原來位置上，猶如一位戴白帽子的老婦在我身體內漫遊。突然，劇院裡的燈全亮了，我發現白色包廂裡的那個男人原來竟是一個頭上頂着一個花盆的女人，起初我還以為這是一位土耳其軍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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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騷動，所有想咳嗽的人都盡情咳開了，傳來腳在地板上蹭踏發出的聲響、豎起椅子的聲響、人們漫無目標地四處遊逛發出的沒完沒了的嘈雜聲，還有人們展開節目單時發出蹊卒聲——他們裝模作樣地看看便又丟下了，把它亂塞在座位底下。最小的變故亦值得謝天謝地，因為它會分散人們的注意力，使他們不再們心自問自己在想什麼。若是知道自己什麼都不曾想，他們準會發瘋。在刺眼的燈光照射下他們獃獃地互相望着，而且他們逼視對方的目光裡有一種奇怪的緊張感。
一聽到指揮又開始了，他們便回到原先的自我強迫狀態中——他們不由自主地搔癢，或是猛地記起了一個擺着圍巾或帽子的櫥窗。他們仍十分清楚地記得那個櫥窗裡的所有細節，可是回憶不起這個櫥窗到底在哪兒了，這使他們大傷腦筋，清醒而又不安。于是他們打起雙倍的精神去聽音樂，因為他們十分清醒，無論樂曲多麼美妙也不能忘懷那個櫥窗和掛在那兒的圍巾或是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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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聚精會神的氣氛感染了會場本身，連樂隊似乎也受到激勵，變得格外精力充沛。第2個節目像最好的壓軸戲似的結束了——它結束得這麼快，音樂嘎然而止，燈打開時有些人像胡蘿蔔一樣戳在座位上，下巴抽搐着。假如你對著他們的耳朵大喊「勃拉姆斯、貝多芬、門捷列夫、黑塞哥維那」，他們會不假思索地回答——4，967，289。
到演奏德彪西的曲子時場內的氣氛已完全被毒化了，我在納悶，作為一個女人性交時究竟有何感覺——是不是對歡悅更敏感一些，等等。我在想象一件東西穿透兩腿間那個地方的情形，不過只有一點隱隱約約的痛感。我企圖集中注意力，但是音樂太難把握了，我只能想著一隻花瓶慢慢翻轉過去，音符散入空中去的情形。最後我只注意到開燈關燈了，我便問自己燈是如何開關的。
我旁邊的人在呼呼大睡，他像一個掮客，大肚子，蠟黃的小鬍子。我就喜歡他這樣，我尤其喜歡他的大肚子和所有吃出這樣一個大肚子的食物。為什麼他不該呼呼大睡？
若是想聽，他無論何時都可以搞到買一張票子的錢。我注意到那些衣着較好的人睡得更踏實一些，這些有錢人問心無愧。若是一個窮漢打瞌睡，哪怕只是幾秒鐘，他也會覺得很丟臉，他會以為自己對那位作曲家犯下了罪。
演奏那只西班牙曲子時整個音樂廳都轟動了，大家都筆直地坐了起來，他們是被鼓聲驚醒的。我以為鼓一旦敲響便會一直響下去，我期望看到人們從包廂裡跳下來，或是把帽子扔掉。
這支曲子裡蘊含一種英雄氣概，拉威爾，他本會迫使我們拚命、發瘋的，只要他想這麼做，不過這不是拉威爾的曲子。突然一切都靜寂下來，彷彿拉威爾在開玩笑時記起他穿了一件剪破的衣服。他抑制住了自己，依我的愚見，這釀成了大錯。藝術即意味着有始有終，假如你以鼓點聲開始就得用爆炸聲或梯恩梯炸葯告終。
拉威爾為了形式犧牲了一些東西，為的是人們睡覺前必須消化掉的一棵菜。
我的思緒心猿意馬，約束不住，既然鼓聲已停，音樂便也離我遠去。無論何處，人們生來就是指揮別人的。出口的燈光下坐著一位鬱鬱寡歡的維特民他雙時撐着身子，目光獃滯。門口站着一個西班牙人，裹着一件大斗篷，手裡拿着一頂闊邊帽，他的架勢像是正在擺好姿勢叫羅丹塑「巴爾扎克」似的，他的脖子以上部分很像水牛比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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