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知識本不是能向着各方面平均進展、平均發達的；所以作者能有得一支作寫實文章的妙筆，而對於做小品詩文的觀念，竟如此其謬陋，原不是件離奇的事。所可惜者，他這樣一來，把一部很好的書弄糟了。他把很好的篇幅，割出許多來給這些無聊的東西占了去，使人看到了就是討厭、頭痛，這是何苦！他甚至于有時將他所所最得意的特別筆法也忘去了：例如從三十八回起，至四十回止，一徑寫一笠園中的事，中間除放焰火一段略略有趣外，其餘完全是平鋪直敘，全無精彩，叫看的人看到此處，疑心自己已換看別書，不復看《海上花》。因《海上花》中是處處有波瀾，處處有變化，決不是這樣單調的。同時他因為要實寫齊韻叟的「風流廣大教主」的頭銜，就不得不添上許多獃事，如姐妹花拜把，公祭李漱芳之類：將這類事也混進了書中，書又如之何而不糟！

但是書中雖然有這許多壞處，他的好處，卻並不因此而淹滅；因為究竟是好處多，壞處少。我們看書的，只要自己能分別他的好壞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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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段：說方言文學。

這書中所用的語言有兩種：一種記事，用的是普通的白話；一種記言，用的是蘇白。在這上面，我們真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斟酌盡善。因為普通白話，在小說中及其他白話的作品中，已經使用了好久；因其使用了好久，所以它所具的能力，在文句的構造上和在字與詞的運用上，總比較的發達；因其發達，我們拿來記事，自然很便利。但要說到記言，可又是一件事了。因為口白中所包有的，不但是意義，而且還有神味。這神味又可分作兩種：一種是邏輯的，一種是地域的。譬如這樣極簡單的一句話：

我是沒有工夫去了，你去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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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意義是有的，邏輯的神味也有的，說到地域的神味，可是偏于北方的；若把它譯作：

我是無撥工夫去個哉，耐去阿好？

就是在同樣的意義、同樣的邏輯的神味之下，完全換了南方的神味了。假使我們做一篇小說，把中間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話寫，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滿意；若是全用蘇白寫，那就非但北京人，無論什麼人都要向我們提出抗議的。反之，若用普通白話或京話來記述南方人的聲口，可就連南方人也不見得說什麼。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被習慣迷混了。我們以為習慣上可以用普通白話或京話來做一切的文章，所以做了之後，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犧牲了，自己還並不覺得。但假使有人能將此中重要細為指出，或者將同一篇文字，用兩種語言寫成，互相比較，則其優劣得失，便立時可以赤裸裸地表現出來了。我們應當知道各人的口白，必須用他自己所用的語言直寫下來方能傳達得真確，若要用別種語言來翻譯一道，無論如何總不免有相當的犧牲。所以文言不如白話，就是因為文言乃是一種翻譯品，它將白話中所有的地域神味全消失了文言可算得是全無地域神味的文字；同樣，若用乙種方言去翻譯甲種方言，則地域神味完全錯亂，語言的功能，就至少也損失了十分之三四了。

我想我這一段簡單的話，已能將方言文學的可以存立而且必須提倡的理由，說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方言文學作品不能博到多數人的瞭解與賞鑒，也是事實。這一層，我卻以為無需顧慮。因為文學作品不比得香煙與滑頭藥，賞鑒的人多，固然很好，便是少些，也不要緊。況且今後交通日趨便利，以一人而能懂得多種方言的人，必日見其多；而在語學上用工夫的人，也必能漸漸地做出許多方言文學與方言字典來，做一般讀者的幫助。

吳語文學的作品，我們已有的是許多的彈詞、小曲和小說。但彈詞、小曲是韻文的，中間所含文言分子太多，不能將吳語的特長充分表現；至于小說，我們可還沒有能找出比這一部《海上花》更好的。所以直算到今日為止，我們應當承認這書為吳語文學中的代表著作。這是就文學方面說，如就語學方面說，我們知道要研究某一種方言或語言，若單靠了幾句機械式的簡單例句，是不中用的；要研究得好，必須有一個很好的本文Texte 做依據， 然後才可以看得出這一種語言的活動力，究竟能活動到什麼一個地步。如今《海上花》既然在文學方面有了代表著作的資格，當然在語學方面，也可算得個很好的本文：這就是我的一個簡單的結語了。

此以外，我們還可以在書中找出許許多多有關係的材料。例如明園、華眾會之類，是上海「洋場」史中的好材料。一碗麵二十八文，四個人的房飯每天百文，是經濟史中的好材料。又如民國六年，我初到北京，有一位老者慨乎言之地對我說：「現在是老爺和太太也同坐馬車了；在民國以前，誰也看不見這樣的怪事！」他這話大約是不錯的，因為在二十二三年以前，我初到蘇州，還只看見嫖客與婊子同坐馬車，沒有看見過老爺與太太。今看書中，知道當時便是嫖客與婊子，有時還要分坐兩車。這種風氣的轉移，不又是風俗史中的好材料麼？

1925. 12？.23.

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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