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選 P 113
晚清文選
作者：林則徐等
第113，共483。
三代以上，君民相通，但有足民之事，更無足君之事。必百姓足而後君足，猶子孫富而父母未有貧者也。三代以下，君民相隔，既有足君之事，又有足民之事，且必君足而後百姓足，猶父母富，而子孫亦未有貧者也。夫欲足民，莫如重農務穡，欲足君莫如操錢幣之權。然而往往不能操其權者，何也？蓋自毀錢為器，起於工匠，而利權一失矣。鉛錢私鑄，竊于奸民，而利權再失矣。外洋錢幣，行于中國，而利權三失矣。銀價低昂，操于商賈，而利權四失矣。錢票倉券，出於富戶，而利權五失矣。今欲操錢幣之權，莫如禁銀而行鈔而又盡去其弊，則國用常足，而民財同阜矣。請綜錢幣之源流論之。
後魏團謙之曰：堯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夫古者分國而治資于粟帛者重，而資于錢幣者輕，故非水旱，要可不鑄。後人或以珠玉龜貝刀布為幣，未嘗專以銀與錢也。鄭司農釋詩，抱布貿絲云：周人以布廣二寸，長二尺，憑官司印書其上，以為民間貿易之幣。此即行鈔所。漢武帝造白鹿幣，唐憲宗用飛錢，又為行錢之漸。至宋張詠始行交子。宋孝宗以內帑金帛，易楮市藏於內庫，一時楮幣重於黃金。沿及金元皆用紙鈔。明初亦行寶鈔。至英宗有米麥折銀之令，弛用銀之禁，由是有出無入，而鈔遂不行。迨崇禎十六年，生員蔣臣奏行銅鈔，帝意欲用紙鈔，因流賊渡河，其事遂止。夫自宋迄明凡行鈔四五百年，本朝順治中，亦嘗兼行鈔幣，苟其有害無利，安能行之如是其久哉？按明戶部侍郎倪元璐，嘗欲行鈔，其時省臣條陳十便，一曰造之本省，二曰行之途廣，三曰賫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革銀匠之奸偷，八曰杜盜賊之窺伺，九曰錢不用而用鈔，其銅盡鑄軍器，十曰鈔行而銀不行，其銀盡實內帑。此十者，惟末二條立法尚未盡善，蓋鈔可用，而錢不可廢也。銀雖可廢，宜仍散之民間為器飾，而不宜盡實內帑也。其餘皆至論名言，無可疑者。而蒙細推行鈔之利，其實不止此。如凡以他物為幣皆有盡，惟鈔則無盡。造百萬即百萬，造千萬即千萬，則操不涸之財源，其大利一也。萬物之利權收之於上，布之於下，則尊國家之體統，其大利二也。外欲不得以其幣行中國，則動遠夷之畏服，其大利三也。奸民謀逆，類皆以財利要結人心。國家財用不竭，則消奸民之逆志，其大利四也。用銀有白紋元絲洋錢之不同，行鈔歸於畫一，則齊天下之風俗，其大利五也。鈔法既行，收銅以供鼓鑄，則極錢法之精好，其大利六也。鈔值既有一定，商賈不得低昂之，則絶民心之詐偽，其大利七也。富家或以土窖藏銀，歷久不用，銀益見少，今舉而變之，悉出易鈔，則去壅滯之惡習，其大利八也。鈔式宜變從前，分為七等，大鈔書《孝經》，其次書印先正格言，俾民識字，則寓教民之深意，其大利九也。凡漕務河務鹽務皆有積弊，當厘人不敢議者，恐經費不足故也，若行鈔無難更定章程矣，則除萬事之積弊，其大利十也。國計大裕，捐例永停，即捐銜亦可無庸，則重朝廷之名器，其大利十一也。一切取民者從薄，予民者從厚，則行千載之仁政，其大利十二也。
夫天下無不弊之法，而常恃有救法之人，而欲圖天下之大功，必先破眾人之論。人徒見宋金元明行鈔不能無弊，遂以為不可行，不知皆立法未周之故耳。今試言其弊之大略。一則單紙易壞，而不知裝潢糊表也。二則式印苟簡，而不知宜鏤版精工也。三則鈔文但書刑律，無可觀玩也。四則印章不多，難於辨別也。五則中統鈔自二貫至十文，分為十一等，太瑣屑也。六則中統鈔止於二貫，民猶不便也。七則鈔值二貫者，止費錢三四文，資本太輕，紙幅狹隘，程式不精也。八則有司以出鈔為利，入鈔為諱也。九則民以舊鈔換新鈔，必增工墨費，每貫三分也。十則舊鈔行用，每至簡閲也。十一則鈔法屢更，使民疑也。十二則不鑄錢，而錢日少也。十三則仍雜用銀也。十四則專利於上，而不能行惠於民也。十五則雖設嚴刑，而未盡防偽之道也。
今誠能一一悉去其弊，則行鈔者，宋金元明之法也，而所以行鈔者，固非宋金元明之法也，豈非理財之善策哉！嘉慶年間翰林學士蔡之定曾奏請行鈔。然徒言行鈔，而不知去弊之方，則無以全收其利而不受其害，宜其議之不行也。夫自古有治人無治法。然苟有治人必有治法，而立法之善，不過即弊法而去其弊，所謂勝者，所用敗者之謀也。蒙嘗博觀載籍，遍訪通人，有言行鈔之利者，必與之深心商榷，而究其理。有言行鈔之害者，必與之反覆辨論，而窮其故，實見鈔法之行，利及百姓，而非止國家也，利及萬世，而非止一時也。故為考證八條，目四十，問答二十，以破眾人之論。芻蕘之愚，俟有言責者擇焉。
○原鈔之始
元何異孫曰：鄭司農釋《詩》：「抱布貿絲」云：周人以布長二尺，憑官司印書其上，以為民間貿易之幣，此用鈔之始。
按司農此條，見《周禮》注，余初得之，謂可以證鈔法。後檢舊本《十一經問對》，則知何異孫已先我言之矣。今《通志堂經解》所刊《十一經問對》刪去此條。
漢武帝時禁苑有白鹿，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值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按一皮而值四十萬，其值太重，窺此意止欲取王侯宗室之利，與民間無預也。
後魏團謙之曰：堯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夫古者分國而治資于粟帛者重，而資于錢幣者輕，故非水旱，要可不鑄。後人或以珠玉龜貝刀布為幣，未嘗專以銀與錢也。鄭司農釋詩，抱布貿絲云：周人以布廣二寸，長二尺，憑官司印書其上，以為民間貿易之幣。此即行鈔所。漢武帝造白鹿幣，唐憲宗用飛錢，又為行錢之漸。至宋張詠始行交子。宋孝宗以內帑金帛，易楮市藏於內庫，一時楮幣重於黃金。沿及金元皆用紙鈔。明初亦行寶鈔。至英宗有米麥折銀之令，弛用銀之禁，由是有出無入，而鈔遂不行。迨崇禎十六年，生員蔣臣奏行銅鈔，帝意欲用紙鈔，因流賊渡河，其事遂止。夫自宋迄明凡行鈔四五百年，本朝順治中，亦嘗兼行鈔幣，苟其有害無利，安能行之如是其久哉？按明戶部侍郎倪元璐，嘗欲行鈔，其時省臣條陳十便，一曰造之本省，二曰行之途廣，三曰賫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革銀匠之奸偷，八曰杜盜賊之窺伺，九曰錢不用而用鈔，其銅盡鑄軍器，十曰鈔行而銀不行，其銀盡實內帑。此十者，惟末二條立法尚未盡善，蓋鈔可用，而錢不可廢也。銀雖可廢，宜仍散之民間為器飾，而不宜盡實內帑也。其餘皆至論名言，無可疑者。而蒙細推行鈔之利，其實不止此。如凡以他物為幣皆有盡，惟鈔則無盡。造百萬即百萬，造千萬即千萬，則操不涸之財源，其大利一也。萬物之利權收之於上，布之於下，則尊國家之體統，其大利二也。外欲不得以其幣行中國，則動遠夷之畏服，其大利三也。奸民謀逆，類皆以財利要結人心。國家財用不竭，則消奸民之逆志，其大利四也。用銀有白紋元絲洋錢之不同，行鈔歸於畫一，則齊天下之風俗，其大利五也。鈔法既行，收銅以供鼓鑄，則極錢法之精好，其大利六也。鈔值既有一定，商賈不得低昂之，則絶民心之詐偽，其大利七也。富家或以土窖藏銀，歷久不用，銀益見少，今舉而變之，悉出易鈔，則去壅滯之惡習，其大利八也。鈔式宜變從前，分為七等，大鈔書《孝經》，其次書印先正格言，俾民識字，則寓教民之深意，其大利九也。凡漕務河務鹽務皆有積弊，當厘人不敢議者，恐經費不足故也，若行鈔無難更定章程矣，則除萬事之積弊，其大利十也。國計大裕，捐例永停，即捐銜亦可無庸，則重朝廷之名器，其大利十一也。一切取民者從薄，予民者從厚，則行千載之仁政，其大利十二也。
今誠能一一悉去其弊，則行鈔者，宋金元明之法也，而所以行鈔者，固非宋金元明之法也，豈非理財之善策哉！嘉慶年間翰林學士蔡之定曾奏請行鈔。然徒言行鈔，而不知去弊之方，則無以全收其利而不受其害，宜其議之不行也。夫自古有治人無治法。然苟有治人必有治法，而立法之善，不過即弊法而去其弊，所謂勝者，所用敗者之謀也。蒙嘗博觀載籍，遍訪通人，有言行鈔之利者，必與之深心商榷，而究其理。有言行鈔之害者，必與之反覆辨論，而窮其故，實見鈔法之行，利及百姓，而非止國家也，利及萬世，而非止一時也。故為考證八條，目四十，問答二十，以破眾人之論。芻蕘之愚，俟有言責者擇焉。
○原鈔之始
元何異孫曰：鄭司農釋《詩》：「抱布貿絲」云：周人以布長二尺，憑官司印書其上，以為民間貿易之幣，此用鈔之始。
按司農此條，見《周禮》注，余初得之，謂可以證鈔法。後檢舊本《十一經問對》，則知何異孫已先我言之矣。今《通志堂經解》所刊《十一經問對》刪去此條。
漢武帝時禁苑有白鹿，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值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按一皮而值四十萬，其值太重，窺此意止欲取王侯宗室之利，與民間無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