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南人而學北方之學者也。南方學派之思想，本與當時封建貴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雖南方之貴族，亦當奉北方之思想焉。觀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稱之聖王，則有若高辛、堯、舜、禹、湯、少康、武丁、文、武，賢人則有若皋陶、摯說、彭、咸謂彭祖、巫咸，商之賢臣也，與「巫咸時夕降兮」之巫咸，自是二人。列子所謂鄭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呂望、寧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則有若夏□、羿、浞、桀、紂，皆北方學者之所常稱道，而于南方學者所稱黃帝、廣成等，不一及焉。雖《遠遊》一篇，似專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實屈子憤激之詞，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離騷》之卒章，其旨亦與《遠遊》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九章》中之《懷沙》，乃其絶筆，然猶稱重華、湯、禹。足知屈子固徹頭徹尾抱北方之思想，雖欲為南方之學者，而終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讚曰「廉貞」，余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其廉固南方學者之所優為，其貞則其所不屑為，亦不能為者也。女Ч之詈、巫咸之占、漁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學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動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蓋屈子之於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嘗管內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懷王，又有一日之知遇，被疏者一，被放者再，而終不能易其志，於是其性格與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種之歐穆亞。《離騷》以下諸作，實此歐穆亞所發表者也。使南方之學者處此，則賈誼《弔屈原文》、揚雄《反離騷》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學所負于北方學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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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屈子文學之形式言之，則所負于南方學派者抑又不少。彼之豐富之想像力，實與莊列為近。《天問》、《遠遊》鑿空之談，求女謬悠之語，莊語之不足而繼之以諧，於是思想之遊戲更為自由矣。變《三百篇》之體而為長句，變短什而為長篇，於是感情之發表更為宛轉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學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開之，然所以驅使想像而成此大文學者，實由其北方之肫摯的性格。此莊周等之所以僅為哲學家，而周秦間之大詩人不能不獨數屈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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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詩歌者，感情的產物也。雖其中之想像的原質即知力的原質亦須有肫摯之感情為之素地，而後此原質乃顯，故詩歌者，實北方文學之產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觀後世之詩人若淵明、若子美，無非受北方學派之影響者，豈獨一屈子然哉，豈獨一屈子然哉！

○自序一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犬馬之齒，已過三十。志學以來，十有餘年，體素羸弱，而不能鋭進于學。進無師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然此十年間，進步之跡，有可言焉。夫懷舊之感，恆篤于暮年；進取之方，不容于反顧。餘年甫壯，而學未成，冀一簣以為山，行百里而未半。然舉前十年之進步，以為後此十年、二十年進步之券，非敢自喜，抑亦自策勵之一道也。

余家在海寧，故中人產也。一歲所入，略足以給衣食。家有書五六篋，除《十三經註疏》為兒時所不喜外，其餘晚自塾歸，每泛覽焉。十六歲見友人讀《漢書》而悅之，乃以幼時所儲蓄之歲朝錢萬，購《前四史》于杭州，是為平生讀書之始。時方治舉子業，又以其間學駢文、散文，用力不專，略能形似而已。未幾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謂學者。家貧不能以資供遊學，居恆怏怏之，亦不能專力於是矣。二十二歲，正月始至上海，主《時務報》館任書記校讎之役。二月，而上虞羅君等私主之東文學社成，請于館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後三小時往學焉，汪君許之。然館事頗劇，無自習之暇，故半年中之進步，不如同學諸子遠甚。夏六月，又以病足歸里，數月而唸唸而復至滬，則《時務報》館已閉。羅君乃使治社之庶務，而免其學資。是時社中教師為日本文學士藤田豐人、田岡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學。余一日見田岡君之文集中，有引汗海、叔本華之哲學者，心甚喜之顧文半睽隔，自以為終身無讀二氏之書之日矣。次年，社中兼授數學、物理、化學、英文等，其時擔任數學者即藤田君。君以文學者而授數學，亦未嘗不自笑也。顧君勤於教授。其時所用藤澤博士之算術、代數兩教科書，問題殆以萬計。同學三四人者，無一問題不解，君亦無一不校閲也。又一年而值庚子之變，學社解散。蓋余之學于東文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學英文亦一年有半。時方畢第三讀本，乃購第四、第五讀本，歸里自習之。日盡一二課，必以能解為度，不解者且置之。而北亂稍定，羅君乃助以資，使遊學于日本。亦以從藤田君之勸，擬專修理學，故抵日本後，晝習英文，夜至物理學校習數學。留東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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