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發皇其所長　滿俗無所長，其所長惟騎射。彼之得志，皆由狂噬死咋而來。故日謀寶有而精進之。觀上所述諸論可證也。而彼惟利用所長，故得鈐制我民族，使無生氣。因之於吾歷史上留萬年之大紀念曰：滿洲自人寇以來，凡兵權悉操于彼族，而我民族無與焉。嗚呼，吾不能不嘆滿人設計之工也！夫以兵權悉操于彼族之手，則生殺屠醢，一惟其命。故以少數之民族，制多數民族而有餘。彼于一方，則利我民族之文弱，務求柔其骨而{艹爾}其神者。既以科舉愚之矣，又開博學鴻詞科，求天下圖書，儲之四庫，使儒臣從事校勘，使之益近於文柔。至于武事，則不復齒之。乾隆之於漢臣，口吻尤刻。于陳宏謀之轉糧不力也，則曰：彼系漢人，不必責以有勇智。于陳世倌之言兵事也，則曰：彼漢文臣，乃敢言兵事，其志可嘉皆見《東華錄》！其侮弄如此。于一方面，則重滿人之兵權。凡國家之軍政組織，全部屬之。其用意所在，固至易明。蓋兩民族相遇，一尚文柔，一尚強武，比其格格不相入，而必不能同化，無待言者。而強者摧柔，又其必然之理。故彼族首重此。以為如是，則不獨有以自異於我民族，且足以凌制馴伏我民族而有餘也。故其兵制，則重駐防，重禁旅，而不重綠營。魏源《聖武記》有云：八旗有禁旅，有駐防。禁旅八旗，滿洲兵八萬，並蒙古漢軍共十萬。其人則皆東海扈倫諸部落。無在黑龍江北，寧古塔東者。其漢軍亦無遠在山海關以內者。若夫駐防之兵，則即八旗佐領中之餘丁，佐領外之新附，隨時編籍，人無定額，散處遼河東西諸城。無事射獵耕屯，有事馳驅甲冑。故天命十一年攻寧遠時，兵已十三萬。崇德中，遠蹂燕薊，隨近摧寧錦，旁撻朝鮮、蒙古，用兵常十餘萬。而入關以後，以之內衛京師，外馭九服四夷。觀此，其兵制可略見矣。是以入關以來，凡有戰役，皆以防任之。彼其心，不第不望綠營之強也，實且利綠營之弱。即間有一二征伐，資綠營之力者，然終不以為正師也。惟康熙禁旅駐三藩之役，有小例外。蓋其時為滿族與我民族交戰。彼滿人者，既深忌我，復深畏我。懼其悉趨于三藩，而併力以敵己也。故謀有以離間而利用之。為手諭以詔綠營諸將曰：從古漢人叛亂，只用漢兵剿平，豈有滿兵助戰！於是，一時趙良棟、施琅、李之芳、傅宏烈諸民賊，爭刈同種以媚異族，而三藩遂戡。此其間出於政策也。至于典兵之臣，則幾滿族所專有。其初皆以親王為統帥。睿禮鄭豫肅勤等是也。康熙時，尚仍此制。三藩之役，則安康簡等也。西北用兵，亦屢以皇子將之。至雍正以後，始不盡然。漢人之司軍柄者，惟年羹堯、岳鐘琪二人。然年旋被戮，岳亦謗書盈篋。以其手縶曾靜，以興大獄，始幸而苟全。其他如康熙准噶爾之役，則費揚古也；雍正西南夷之役，則鄂爾泰也；乾隆準部之役，則班第、永常、兆惠等也；回疆之役，則兆惠等也；大金川之役，則傅恆也；小金川之役，則阿桂也；緬甸之役，則傅恆也；廓爾喀之役，則福康安也；嘉慶川湖陝之役，則額勒登保、德楞泰也。此犖犖之大役，皆以滿人掌兵。而漢人則不欲其與聞軍事，即為偏稗，亦欲限制之。雍正六年，滿珠等奏：京營武弁等員參將以下，不宜用漢人為之。得旨：「朕漢滿一體，從無歧視。中略滿洲人數本少。今止將中外緊要之缺補用已足。若參將以下之員弁，悉將滿洲人補用，則人數不敷，勢必員缺。」見蔣氏《東華錄》夫于「滿漢一體」之下，忽著此語，一何可笑！至此亦可雲情見乎辭矣。總之，專制國之政府，有非常之兵力為第一要義。使為異族政府，則更所急。察滿洲軍事的組織，乃欲以一民族為一軍隊，營衛京師，而駐防各省，長駕遠馭，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計。至于其不予我民族以兵權，則戰勝民族對於戰敗民族所應有之手段。英之於印度，法之於安南，亦猶是也。彼之不願與我民族同化者在此。彼之遂能不與我民族同化者，亦在此。

二欲迫我民族為所同化　彼之不欲為我民族所同化，既如上述。然不同民族而同為國民，慮我民族之不安其生而將有變也。則求所以同化我者。其目的在使我民族剷除民族思想，而為馴服之奴隷。彼又慮欲達此目的，非用威迫之手段不可。故不以柔道行之，而惟以蠻力行之。其手段可分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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