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不信註疏，馴至疑經；疑經不己，遂至改經、刪經、移易經文以就己說，此不可為訓者也。世譏鄭康成好改字；不知鄭《箋》改毛，多本魯、韓之說；尋其依據，猶可徵驗。注《禮記》用盧、馬之本，當如盧植所云「發起紕繆」；註云「某當為某」，亦必確有憑依。《周禮》故書，不同《儀禮》；今古文異，一從一改，即以《齊》、《古》考《魯論》之意。《儀禮》之《喪服傳》，《禮記》之《玉藻》、《樂記》，雖明知為錯簡，但存其說于注，而不易其正文。先儒之說經，如此其慎，豈有擅改經字者乎！唐魏徵作《類禮》，改易《禮記》次序，張說駮之，不行，猶得謹嚴之意。乃至宋而風氣大變。朱子注《論語》，不刪重出之章；「與其進也」三句，不鈎轉其文，但存其說于注。注《詩》「爰其適歸」，雲《家語》作奚，而不改為奚；據古本「上帝甚蹈」，雲《國語》作神，而不改為神；體例猶未失也。獨于《大學》，移其文，又補其傳；《孝經》分經傳，又刪經文；未免宋人習氣。而移《大學》先有二程子，刪《孝經》雲本胡侍郎、汪端明，則未可盡為朱子咎。若王柏作《書疑》，將《尚書》任意增刪；《詩疑》刪《鄭》、《衛》，《風雅頌》亦任意改易；可謂無忌憚矣。《四庫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奮筆以進退孔子哉！」經學至斯，可雲一厄。他如俞廷椿《復古編》，割裂五官，以補冬官；吳澄《禮記纂言》，將四十九篇顛倒割裂，私竄古籍，使無完膚。宋、元、明人說經之書，若此者多，而實宋人為之俑始。
九、經學積衰時代
唐、宋明經取士，猶是漢人之遺；而唐不及漢，宋又不及唐者，何也？漢以經術造士，上自公卿，下逮掾吏，莫不通經。其進用，或由孝廉茂才，或由賢良對策。若射策中科，止補文學掌故、博士弟子員，非高選也。唐之帖經，猶漢之射策；其學即淺，而視之又不重。所重視者，詩賦之辭，時務之策，皆非經術。援經義對策者，僅一劉蕡引《春秋》正始之文，發宦侍無君之隱。以直言論，固屬朝陽之鳳；以經義論，亦同獨角之麟；而唐不能用。此其所以不及漢也。宋仁宗始復明經科，神宗變帖經為墨義。貼經之記誦屬實，非數年不為功；墨義之文字蹈空，即一時可猝辦。唐時帖括全寫註疏，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德輿謂註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儻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宋用墨義，正如權德輿所料。又專用王氏《新學》，不遵古義。蘇軾以為黃茅白葦，徐禧言竊襲人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其所以並不及唐也。且宋以後，非獨科舉文字蹈空而已，說經之書，亦多空衍義理，橫發議論，與漢、唐註疏全異。朱子答人問胡安定云：「尋常亦不滿于胡說，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卻說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夫以胡安國《春秋傳》，後世頒之學官，用以取士者，猶不免與時文答策相似；皆由科舉之習深入人心，不可滌除。故論經學，宋以後為積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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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取士之文而用經義，則必務求新異，以歆動試官；用科舉經義之法而成說經之書，則必創為新奇，以煽惑後學。經學宜述古而不宜標新；以經學文字取人，人必標新以別異於古。一代之風氣成於一時之好尚，故立法不可不慎也。元、明之經義，本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墨義之法，命呂惠卿、王雱等為之，而安石自撰《周禮義》，使雱撰《詩》、《書義》，名為《三經新義》，頒行天下。夫既名為《新義》，則明教人棄古說，以從其新說。陳後山《談叢》言：荊公《新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荊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是安石立法不善，當時已自悔其失；而其書至南宋始廢。趙鼎謂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謂安石使學者習其所為《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南宋雖廢《新義》，而仍用其墨義之法。朱子謂經義甚害事，分明是侮聖人之言，詩賦卻無害。朱子豈不知經義取士優於詩賦，而其言如是，則當時經義為經之蠹可知。元人因之，而製為四書五經疑。明初用四書疑，後乃改四書五經義。其破承原起之法，本於元王充耘《書義矜式》，又本於呂惠卿、王雱之墨義。名為明經取士，實為荒經蔑古之最。明時所謂經學，不過蒙存淺達之流；即自成一書者，亦如顧炎武云：明人之書，無非盜竊。弘治以後，經解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為己說而已。其見于《四庫存目》者，新奇謬戾，不可究詰。《五經》掃地，至此而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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