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魯、齊、韓三家，《藝文志》以為魯最近之。《齊詩》五際六情，獨傳異義，則《詩》之別傳也。《韓詩》，唐時尚存，惜無傳人而亡。《毛傳》孤行，鄭《箋》間采魯、韓。自漢以後，說《詩》皆宗毛、鄭。宋歐陽修《本義》始辨毛、鄭之失，而斷以己意。蘇轍《詩傳》始以毛《序》不可盡信，止存其首句，而刪去其餘。南宋鄭樵《詩傳辨妄》始專攻毛、鄭，而極詆《小序》。當時周孚已反攻鄭樵。朱子早年說《詩》，亦主毛、鄭；呂祖謙《讀詩記》引朱氏曰，即朱子早年之說也。後見鄭樵之書，乃將《大小序》別為一編而辨之，名《詩序辨說》。其《集傳》亦不主毛、鄭，以《鄭》、《衛》為淫詩，且為淫人自言。同時陳傅良已疑之，謂：以城闕為偷期之所，彤管為淫奔之具，竊所未安。馬端臨《文獻通考》辨之尤詳，謂：夫子嘗刪《詩》，取《關雎》樂而不淫；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為男女淫泆而自作者，凡二十有四，何夫子猶存之不刪！又引鄭六卿餞韓宣子所賦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而不聞被譏。乃知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是朱子《詩集傳》，宋人已疑之。而朱子作《白鹿洞賦》，引《青衿》傷學校語，門人疑之而問，朱子答以序亦不可廢。是朱子作《集傳》，不過自成一家之言，非欲後人盡廢古說而從之也。王柏乃用其說而刪《詩》，豈朱子之意哉！
《春秋公羊》、《榖梁》，漢後已成絶學。《左氏》傳事不傳義，後人專習《左氏》，于《春秋》一經，多不得其解。王安石以《春秋》為斷爛朝報而廢之，後世以此詬病安石。安石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據尹氏說，安石本不欲廢《春秋》者，然不信《三傳》，則《春秋》已廢矣。若以《春秋》為斷爛朝報，則非特安石有是言，專執《左氏》為《春秋》者皆不免有此意。信《左氏》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是《春秋》如朝報矣；不信《公》、《榖》家日月褒貶之例，而概以為闕文，是《春秋》如朝報之斷爛者矣。宋人治《春秋》者多，而不治顓門，皆沿唐人啖、趙、陸一派。如孫復、孫覺、劉敞、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程公說、張洽、呂大圭、家鉉翁，皆其著者，以劉敞為最優，胡安國為最顯。元、明用胡《傳》取士，推之太高；近人又詆之太過，而胡《傳》卒廢。平心而論，胡氏《春秋》大義本孟子，一字褒貶本《公》、《榖》，皆不得謂其非。而求之過深，務出《公》、《榖》兩家之外；鍛鍊太刻，多存託諷時事之心。其書奏禦經筵，原可藉以納約。但尊王攘夷，雖《春秋》大義；而王非唯諾趨伏之可尊，夷非一身兩臂之可攘。胡《傳》首戒權臣，習藝祖懲艾黃袍之非，啟高宗猜疑諸將之意。王夫之謂岳侯之死，其說先中于庸主之心。此其立言之大失，由解經之不明也。崔子方《春秋本例》，以日月為本，在宋儒中，獨能推明《公》、《榖》；而所作《經解》並糾《三傳》，未能專主一家。朱子云：「《春秋》義例……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此朱子矜慎之處，亦由未能專信《公》、《榖》，故義例無所依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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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禮》本是實學，非可空言；故南北學分，而三《禮》皆從鄭注；皇、熊說異，而皆在鄭注範圍之中。宋時三禮之學，講習亦盛。王安石以《周禮》取士。後有王昭禹、易袚、葉時，皆可觀。《儀禮》有李如圭《集釋》、《釋宮》，張淳《識誤》，並實事求是之學。《禮記》，衛湜《集說》一百六十卷，採摭宏富，可比李鼎祚之集《周易》。而陳祥道之《禮書》一百五十卷，貫通經傳，晁公武、陳振孫服其精博。竊謂祥道之書，博則有之，精則未也。宋人治經，務反漢人之說。以禮而論，如謂郊禘是一，有五人帝，無五天帝，魏王肅之說也。禘是以祖配祖，非以祖配天，唐趙匡之說也。此等處，前人已有疑義，宋人遂據以詆漢儒。三代之禮久亡，漢人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古時宮室制度，至漢當有存者。如周之靈台，漢時猶在，非後人臆說所能奪也。若古禮之不宜于今者：郊禘一歲屢行，天子難於親出；宗廟四代選毀，人情必疑不安。後世天則每歲一郊，祖則同堂異室，此皆不必強摹古禮，亦不必以古禮為非，宋人盡反先儒，一切武斷；改古人之事實，以就我之義理；變三代之典禮，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為必然者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以十七篇為主，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系于禮者附之，僅成家、鄉、邦國、王朝禮，喪、祭二禮未就而朱子歿，黃榦續成之。其書甚便學者，為江永《禮經綱目》、秦蕙田《五禮通考》所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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