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禎八年，闖「賊」攻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記事本末之例，以事為經，以人為緯，詳悉具載。而州中是非閧起。蓋因闖「賊」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於創議守城者，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誣創議守城者，縋城欲逃，為「賊」擒殺，並非真殉難者。余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奏報和州失陷，官紳殉難情節，乃據江防州同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難民口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余因全錄奏報，以為是篇之序。中間文字點竄，甚有佳處。然篇首必云：「崇禎九年二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為和城陷‘賊’，官紳殉難堪憐，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例施行。」此實當時奏陳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既已刪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潤色。余謂奏文辭句，並無一定體式，故可點竄古雅，不礙事理。前後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為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為徇，則「臣抃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訾，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讀《表忠觀碑》「臣抃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蘇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敘銜，無不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摩古而刪之？且近代章奏，銜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而兩違公式，不知何以為古文辭也？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張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詞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至有稱為該氏者，誠屬俚俗不典；然令無明文，胥吏苟有知識，仍稱為張為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於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為秦、漢古款，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於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顛倒之甚耶？結句又云「臣謹昧死以聞」，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辭高自矜詡，而庸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雲「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亡‘亂’」云云，是亦未善。當雲「故明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之‘亂’」，於辭為順。蓋突起似現在之人，下句補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學文者，當於此等留意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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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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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為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為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為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複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一曰，凡為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為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志。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床，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芥蒂，何有嫌疑？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剜成瘡痏，不免愈濯愈痕瘢矣。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為瘡，此文人之通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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