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典亡而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為四部，是師失其傳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職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書以布治法，即各精其業以傳學術，不特師氏、保氏所謂六藝《詩》、《書》之文也。司空篇亡，劉歆取《考工記》補之。非補之也，考工當為司空官屬，其所謂記，即冬官之典籍；猶《儀禮》十七篇，為春官之典籍；《司馬法》百五十篇，為夏官之典籍，皆幸而獲傳後世者也。當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即以官秩為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後，官制不行，而書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僅存，而欲復三百六十之部次，非鑿則漏，勢有難行，故不得已而裁為《七略》爾。其雲蓋出古者某官之掌，蓋之為言，猶疑辭也。欲人深思，而曠然自得於官師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為《七略》，官失其守也。雖然，官師失業，處士著書，雖曰法無統紀，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學，可以見於當世施行。其文雖連綴，而指趨可約也；其說雖譎詭，而駁雜不出也。故老莊、申韓、名墨、縱橫，漢初諸儒猶有治其業者，是師傳未失之明驗也。師傳未亡，則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無不出於古人官守，劉氏所以易於條其別也。魏晉之間，專門之學漸亡，文章之士，以著作為榮華；詩賦、章表、銘箴、頌誄，因事結構，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時離時合，裒而次之，謂之文集。流別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無本，斯求助於詞采；纂組經傳，摘抉子史，譬醫師之聚毒，以待應時取給；選青妃紫，不主一家，謂之類書。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學術既無專門，斯讀書不能精一，刪略諸家，取便省覽；其始不過備一時之捷給，未嘗有意留青，繼乃積漸相沿，後學傳為津逮；分之則其本書具在，合之則非一家之言，紛然雜出，謂之書鈔。流別之不可分者三也。會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調工拙，品節宮商抑揚；俗師小儒，奉為模楷，裁節經傳，摘比詞章，一例丹鉛，謂之評選。流別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並由師法不立，學無專門，末俗支離，不知古人大體，下流所趨，實繁且熾；其書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強編甲乙。而欲執《七略》之舊法，部末世之文章，比於枘鑿方圓，豈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為四部，是師失其傳也。若謂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國；(《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至二十一史，不得不別立史部。)名墨寥落，小宗支別，再世失傳；(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寥寥數家者，後代不復有其書矣。)以謂《七略》之勢，不得不變而為四部，是又淺之乎論著錄之道者矣。

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漢初諸子百家，浩無統攝，官《禮》之意亡矣。劉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著為條貫，以溯其源，則治之未嘗不精也。魏、晉之間，文集類書，無所統系，(魏文帝撰徐、陳、應、劉之文，都為一集，摯虞作《文章流別集》，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覽》，類書之始也。)專門傳授之業微矣。而荀、李諸家，(荀勖、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諸家，(王儉、阮孝緒。)相去逾遠。其後方技兵書，合於子部，而文集自為專門，類書列於諸子，唐人四部之書，(四部創於荀勖，體例與後代四部不同，故雲始於唐人也。)乃為後代著錄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學術，益紛然而無復綱紀矣。蓋《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遺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遺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復《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學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難；至於職官故事之書，譜牒紀傳之體，或本官禮製作，或涉儒雜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諸體，斷史為部，於是儀注不入禮經，職官不通六典，謨誥離絶《尚書》，史評分途諸子；(史評皆諸子之遺，入史部，非也。)變亂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簡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專部，無所統攝也。夫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劉氏推為官守之流別；則文集非諸子百家，而著錄之書，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夫集體雖曰繁賾，要當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則詩賦之所寄託，論辨之所引喻，紀敘之所宗尚，攝其大旨，略其枝葉，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別者矣。(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禮家。)存錄其文集本名，論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於劉氏部次之後，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以為後學辨途之津逮；則卮言無所附麗，文集之弊，可以稍歇。庶幾言有物而行有恆，將由《七略》專家，而窺六典遺則乎？家法既專，其無根駁雜，類鈔評選之屬，可以不煩而自治。是著錄之道，通於教法，何可遽以數紀部目之屬，輕言編次哉？但學者不先有以窺乎天地之純，識古人之大體，而遽欲部次群言，辨章流別，將有希幾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錄之家，好言四部，而憚聞《七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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