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變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緣法以為奸，文案之功，或不能備，圖史所以為經國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勝；獨州縣誌書，方隅有限，可以條別諸目，瑣屑無遺，庶以補國史之力之所不給也。自有明以來，外志紀載，率皆猥陋無法；至於田賦之事，以謂吏胥簿籍，總無當於文章鉅麗之觀，遂據見行案牘，一例通編，不復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卮無當，誰能賞其華美者乎？明代條鞭之法，定於嘉靖之年，而和州舊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鸞《州志》而止。當時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即用新法，盡削舊條，遂使唐人兩稅以來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門論議，官府文移，有關田賦利病，自當采入本書；如班書敘次晁錯《貴粟》之奏入《食貨志》，賈讓《治河》之策入《溝洫志》，庶使事顯文明，學歸有用。否則裁入本人列傳，便人參互考求，亦趙充國《屯田》諸議之成法也。近代志家類皆截去文詞，別編為藝文志；而本門事實，及本人行業，轉使擴落無材。豈志目大書專門，特標義例，積成卷軸，乃等於匏瓜之懸，仰而不食者耶？康誥舊志，略窺此風。後來秉筆諸家，毅然刪去，一而至再，無復輓回，可為太息者也！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遺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後，具錄顛末，編次為書。其康誥《均田》之議，實有當於田賦利病；他若州中有關田賦之文，皆採錄之，次於諸條之後；兼或採入列傳，互相發明，疑者闕之。後之覽者，或有取於斯焉。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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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於書，書守之官。天下之術業，皆出於官師之掌故，道藝於此焉齊，德行於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師法者也。不為官師職業所存，是為非法，雖孔子言禮，必訪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後，文字不隷於職司，於是官府章程，師儒習業，分而為二，以致人自為書，家自為說；蓋氾濫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紛然矣。(六經皆屬掌故，如《易》藏太卜，《詩》在太師之類。)書既散在天下，無所統宗，於是著錄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勢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錄以來，學者視為紀數簿籍，求能推究同文為治，而存六典識職之遺者，惟劉向、劉歆所為《七略》、《別錄》之書而已。故其分別九流，論次諸子，必雲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家之學，失而為某事之敝，條宣究極，隱括無遺。學者苟能循流而溯源，雖曲藝小數，詖辭邪說，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說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與不至焉。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趨之，莫或歧也。言語文章，胥歸識職，則師法可復，而古學可興，豈不盛哉？韓氏愈曰：「辨古書之正偽，昭昭然若黑白分。」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夫欲辨古書正偽，以幾於知言，幾於多聞擇善，則必深明官師之掌，而後悉流別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劉氏著錄，所以為學術絶續之幾也。不能究官師之掌，將無以條流別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則天下學術，無所宗師。「生心發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斷斷如也。然而涉獵之士，方且炫博綜之才；索隱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見；以為區區著錄之文，校讎之業，可以有裨於文事，噫！其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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