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所謂部次條別之法，備於班固，而實仿於司馬遷。司馬遷未著成法，班固承劉歆之學而未精。則言著錄之精微，亦在乎熟究劉氏之業而已矣。究劉氏之業，將由班固之書，人知之；究劉氏之業，當參以司馬遷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馬遷所謂序次六家，條辨學術同異，推究利病，本其家學，(司馬談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以為六家。)尚已。紀首推本《尚書》，(《五帝本紀贊》。)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傳首推本《詩》《書》所闕，至於虞夏之文，(《伯夷列傳》。)皆著錄淵源所自啟也。其於六藝而後，周秦諸子，若孟荀三鄒、老莊申韓、官晏、屈原、虞卿、呂不韋諸傳，論次著述，約其歸趣，詳略其辭，頡頏其品；抑揚詠歎，義不拘墟，在人即為列傳，在書即為敘錄；古人命意標篇，俗學何可繩尺限也？劉氏之業，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禮》；至若敘錄之文，則於太史列傳，微得其裁。蓋條別源流，治百家之紛紛，欲通之於大道，此本旨也。至於卷次部目，篇第甲乙，雖按部就班，秩然不亂，實通官聯事，交濟為功。如《管子》列於道家，而敘小學流別，取其《弟子職》篇，附諸《爾雅》之後；則知一家之書，其言可採，例得別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書在道家。)《蘇子》、《蒯通》，縱橫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錄於兵法權謀之部次，冠冕孫吳諸家，則知道德兵謀，凡宗旨有所統會，例得互見也。夫篇次可以別出，則學術源流，無闕間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見，則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之患也。學術之源流，無闕間不全；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則《周官》六卿聯事之意存，而太史列傳互詳之旨見。(如《貨殖》敘子貢，不涉《弟子列傳》。《儒林》敘董仲舒、王吉，別有專傳。)治書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刪《輯略》，而劉氏之緒論不傳；(《輯略》乃總論群書大旨。)省部目，而劉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劉氏之重見者而歸於一。)於是學者不知著錄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於大道，(《莊子·天下》篇亦此意也。)而徒視為甲乙紀數之所需；無惑乎學無專門，書無世守，轉不若巫祝符籙、醫士秘方，猶有師傳不失之道也。鄭樵《校讎》之略，力糾《崇方》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譏焉。然鄭氏未明著錄源流，當追官《禮》，徒斤斤焉糾其某書當甲而誤乙，某書宜丙而訛丁。夫部次錯亂，雖由家法失傳，然儒雜二家之易混，職官故事之多歧，其書本在兩可之間，初非著錄之誤。如使劉氏別出互見之法，不明於後世，雖使太史復生，揚雄再見，其於部次之法，猶是茫然不可統紀也。鄭氏能譏班《志》附類之失當，而不能糾其並省之不當，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觀後人之著錄，有別出《小爾雅》以歸《論語》者，(本《孔叢子》中篇名。《隋·經籍志》別出歸《論語》。)有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者。(本《大戴禮》篇名。《文獻通考》別出歸時令。)是豈足以知古人別出之法耶？特忘其所本之書，附類而失其依據者爾。《嘉瑞記》既入五行，又互見於雜傳；(《隋書·經籍志》。)《西京雜記》既入故事，又互見於地理；(《唐書·藝文志》)是豈足以知古人互見之法耶。特忘其已登著錄，重複而至於訛錯者爾。夫末學支離，至附類失據，重複錯訛，可謂極矣。究其所以歧誤之由，則理本有以致疑，勢有所以必至。徒拘甲乙之成法，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別出、所以互見者，析其精微，其中茫無定識，弊固至乎此也。然校讎之家，苟未能深於學術源流，使之徒事裁篇而別出，斷部而互見，將破碎紛擾，無復規矩章程，斯救弊益以滋弊矣。是以校讎師法，不可不傳，而著錄專家，不可不立也。

州縣誌乘藝文之篇，不可不熟議也。古者行人采書，太史掌典，文章載籍，皆於於上；故官司所守之外，無墳籍也。後世人自為書，家別其說，縱遇右文之代，購典之期，其能入於秘府，領在史官者，十無七八，其勢然也。文章散在天下，史官又無專守，則同文之治，惟學校師儒得而講習，州縣誌乘得而部次，著為成法，守於方州，所以備輶軒之采風，待秘書之論定；其有奇訝不衷之說，亦得就其聞見，校讎是正；庶幾文章典籍，有其統宗，而學術人心，得所規範也。昔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士，至有賄改蘭台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與中書不合之明徵也。文字點畫，小學之功，猶有四方傳習之異，況紀載傳聞，私書別錄，學校不傳其講習，志乘不治其部次，則文章散著，疑似兩淆，後世何所依據而為之考定耶？鄭樵論求書之法，以謂因地而求，因人而求，是則方州部錄藝文，固將為因地因人之要刪也。前代搜訪圖書，不懸重賞，則奇書秘策，不能會萃；苟懸重賞，則偽造古逸，妄希詭合；三墳之《易》，古文之《書》，其明徵也。向令方州有部次之書，下正家藏之目，上借中秘之徵，則天下文字，皆著籍錄；雖欲私錮而不得，雖欲偽造而不能，有固然也。夫人口孳生，猶稽版籍；水土所產，猶列職方。況乎典籍文章，為學術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緒之所流傳，不於州縣誌書，為之部次條別，治其要刪，其何以使一方文獻無所闕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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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州志政略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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