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 P 81
文史通義
作者：章學誠
第81，共112。
論著者，諸子遺風，所以託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劉勰謂論之命名，始於《論語》，其言當矣。晁氏《讀書志》，授「論道經邦」，出於《尚書》，因詆劉氏之疏略。夫《周官》篇出偽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諸子風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論說辨解諸體，若書牘題跋之類，則又因事立言，亦論著之派別也。
詩賦第四
詩賦者，六義之遺。《國風》一體，實於州縣文徵為近。《甘泉》《上林》，班固錄於列傳，行之當世可也。後代文繁，固當別為專書。惟詩賦家流，至於近世，溺於辭采，不得古者國史序《詩》之意；而蚩蚩焉爭於文字工拙之間，皆不可與言文徵者也。茲取前人賦詠，依次編列，以存風雅之遺；同時之人，概從附錄，以俟後來者之別擇焉。
《文史通義》 清·章學誠
卷七 外篇二
○永清縣誌皇言紀序例
史之有紀，肇於《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蓋《春秋》之舊法也。厥後二十一家，迭相祖述，體肅例嚴，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則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不聞有所遵循；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詳目而不能舉綱，宜其散漫無章，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國自有史書；然正月必系周王，魯史必稱周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盡在於魯是也。)蓋著承稟所由始也。後世郡縣，雖在萬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門次類，略無規矩章程，豈有當於《周官》外史之義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於四方。此見列國之書，不得自擅，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則撰志諸家，不明史學之過也。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為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穀專家，各為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更著書、表、列傳以為之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為經耳。(其定名則仿《世本》之舊稱。)班固不達其意，遂並十志而題為本志。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特以表稱年表，傳稱列傳，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單名，故強配其數，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古人配字雙單，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稱經方，《淮南子》論稱書論之類，不一而足。惟無害於文義，乃可為之耳。)至於例以義起，方志撰紀，以為一書之經，當矣。如亦從史而稱本紀，則名實混淆，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且如後世文人所著詩文，有關當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紀體，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於義固無害也。若稱本紀，則無是理矣。是則方志所謂紀者，臨本書之表傳，則體為輕，對國史之本紀，則又為緯矣。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焉。
遷、固而下，本紀雖法《春秋》，而中載詔誥號令，又雜《尚書》之體。至歐陽修撰《新唐書》，始用大書之法，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此則可謂善於師《春秋》者矣。至於方志撰紀，所以備外史之拾遺，存一方之祗奉，所謂循堂楹而測太陽之照，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期於慎輯詳志，無所取於《春秋》書事之例也。是以恭錄皇言，冠於首簡；與史家之例，互相經緯，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於《尚書》；王言如絲，出於《禮記》。蓋三代天子稱王，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後世以王言承用，據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後，王亦人臣之爵；凡稱天子詔誥亦為王言，此則拘於泥古，未見其能從時者也。夫《尚書》之文，臣子自稱為朕，所言亦可稱誥。後世尊稱，既定於一，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豈得拘執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舊文，稱皇言之鴻號，庶幾事從其質，而名實不淆。
敕天之歌，載於謨典；而後史本紀，惟錄詔誥。蓋詩歌抒發性情，而詔誥施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當也。至於方志之體，義在崇奉所尊，於例不當別擇。前總督李衛所修《畿輔通志》，首列詔諭宸章二門，於義較為允協。至永清一縣，密邇畿南，固無特頒詔諭。若牽連諸府州縣，及統該直隷全部，則當載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遂冒錄以入書。如有恩賜蠲逋賑恤，則事實恭登恩澤之紀，而詔諭所該者廣，是亦未敢越界而書。惟是覃恩愷澤，褒贈貤封，固家乘之光輝，亦邑書之弁冕，是以輯而紀之。御製詩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錄詔諭之後，以志雲漢光華云爾。
○永清縣誌恩澤紀序例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朱子以謂言為《尚書》之屬，事為《春秋》之屬，其說似矣。顧《尚書》之例，非盡紀言；而所謂紀事之法，亦不盡於春王正月一體也。《周官》五史之法，詳且盡矣；而記注之書，後代不可盡詳。蓋自《書》與《春秋》而外，可參考者，《汲塚周書》似《尚書》，《竹書紀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傳》，獨近起居之注。其書雖若不可盡信，要亦古者記載之法，經緯表裡，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書》、《春秋》二體，而即謂法備於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後，細為宮史，若《漢武禁中起居注》，馬後《顯宗起居注》，是也。大為時政，若唐《貞觀政要》，《周顯德日曆》，是也。以時記錄，歷朝起居注，是也。薈粹全書，梁太清以下實錄，是也。蓋人君之德如天，晷計躔測，璣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無所闕遺。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詳其義，而《禮》言左史右史之職，誠廢一而不可者也。
詩賦第四
《文史通義》 清·章學誠
卷七 外篇二
史之有紀，肇於《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蓋《春秋》之舊法也。厥後二十一家，迭相祖述，體肅例嚴，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則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不聞有所遵循；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詳目而不能舉綱，宜其散漫無章，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國自有史書；然正月必系周王，魯史必稱周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盡在於魯是也。)蓋著承稟所由始也。後世郡縣，雖在萬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門次類，略無規矩章程，豈有當於《周官》外史之義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於四方。此見列國之書，不得自擅，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則撰志諸家，不明史學之過也。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為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穀專家，各為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更著書、表、列傳以為之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為經耳。(其定名則仿《世本》之舊稱。)班固不達其意，遂並十志而題為本志。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特以表稱年表，傳稱列傳，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單名，故強配其數，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古人配字雙單，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稱經方，《淮南子》論稱書論之類，不一而足。惟無害於文義，乃可為之耳。)至於例以義起，方志撰紀，以為一書之經，當矣。如亦從史而稱本紀，則名實混淆，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且如後世文人所著詩文，有關當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紀體，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於義固無害也。若稱本紀，則無是理矣。是則方志所謂紀者，臨本書之表傳，則體為輕，對國史之本紀，則又為緯矣。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焉。
遷、固而下，本紀雖法《春秋》，而中載詔誥號令，又雜《尚書》之體。至歐陽修撰《新唐書》，始用大書之法，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此則可謂善於師《春秋》者矣。至於方志撰紀，所以備外史之拾遺，存一方之祗奉，所謂循堂楹而測太陽之照，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期於慎輯詳志，無所取於《春秋》書事之例也。是以恭錄皇言，冠於首簡；與史家之例，互相經緯，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於《尚書》；王言如絲，出於《禮記》。蓋三代天子稱王，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後世以王言承用，據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後，王亦人臣之爵；凡稱天子詔誥亦為王言，此則拘於泥古，未見其能從時者也。夫《尚書》之文，臣子自稱為朕，所言亦可稱誥。後世尊稱，既定於一，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豈得拘執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舊文，稱皇言之鴻號，庶幾事從其質，而名實不淆。
敕天之歌，載於謨典；而後史本紀，惟錄詔誥。蓋詩歌抒發性情，而詔誥施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當也。至於方志之體，義在崇奉所尊，於例不當別擇。前總督李衛所修《畿輔通志》，首列詔諭宸章二門，於義較為允協。至永清一縣，密邇畿南，固無特頒詔諭。若牽連諸府州縣，及統該直隷全部，則當載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遂冒錄以入書。如有恩賜蠲逋賑恤，則事實恭登恩澤之紀，而詔諭所該者廣，是亦未敢越界而書。惟是覃恩愷澤，褒贈貤封，固家乘之光輝，亦邑書之弁冕，是以輯而紀之。御製詩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錄詔諭之後，以志雲漢光華云爾。
○永清縣誌恩澤紀序例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朱子以謂言為《尚書》之屬，事為《春秋》之屬，其說似矣。顧《尚書》之例，非盡紀言；而所謂紀事之法，亦不盡於春王正月一體也。《周官》五史之法，詳且盡矣；而記注之書，後代不可盡詳。蓋自《書》與《春秋》而外，可參考者，《汲塚周書》似《尚書》，《竹書紀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傳》，獨近起居之注。其書雖若不可盡信，要亦古者記載之法，經緯表裡，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書》、《春秋》二體，而即謂法備於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後，細為宮史，若《漢武禁中起居注》，馬後《顯宗起居注》，是也。大為時政，若唐《貞觀政要》，《周顯德日曆》，是也。以時記錄，歷朝起居注，是也。薈粹全書，梁太清以下實錄，是也。蓋人君之德如天，晷計躔測，璣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無所闕遺。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詳其義，而《禮》言左史右史之職，誠廢一而不可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