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 P 92
文史通義
作者：章學誠
第92，共112。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別為禮議二十餘卷，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則著書之獨斷，編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會，而其說不可得而跡泥者也。然而專門之書，自為裁製，或刪或節，固無不可。史志之體，各有識職，徵文以補書志之闕，則錄而不敘，自由舊章。今采得奏議四篇，咨詳稟帖三篇，亦附錄之，為其官府文書，近於奏議，故類入焉。其先後一以年月為次，所以備事之本末云爾。
徵實敘錄
徵實之文，史部傳記支流。古者史法謹嚴，記述之體，各有專家。是以魏晉以還，文人率有別集。然而諸史列傳，載其生平著述，止雲詩賦箴銘頌誄之屬，共若干篇而已。未聞載其記若干首，傳若干章，志若干條，述若干種者也。由是觀之，則記傳志述之體，古人各為專門之書，初無散著文集之內，概可知矣。唐宋以還，文集之風日熾，而專門之學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詩賦與經解並存，論說與記述同載，而裒然成集之書，始難定其家學之所在矣。若夫選輯之書，則蕭統《文選》不載傳記，《文苑》、《文鑒》始漸加詳，蓋其時勢然也。文人之集，可徵史裁，由於學不專家，事多旁出，豈不洵歟？
徵實之體，自記事而外，又有數典之文，考據之家，所以別於敘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記事乃紀傳之餘，數典為書志之裔，所謂同源而異流者也。記事之源，出於《春秋》，而數典之源，本乎官《禮》，其大端矣。數典之文，古來亦具專家，《戴記》而後，若班氏《白虎通議》，應氏《風俗通議》，蔡氏《獨斷》之類，不可勝數。而文人入集，則自隋唐以前，此體尤所未見者也。至於專門學衰，而文士偶據所得，筆為考辨，著為述議，成書則不足，削棄又可惜，於是無可如何，編入文集之中，與詩賦書表之屬，分占一體，此後世選文之不得不收者也。
徵實之文，與本書紀事，尤相表裡，故採錄校別體為多。其傳狀之文，有與本志列傳相彷彿者，正以詳略互存，且以見列傳採摭之所自，而筆削之善否工拙，可以聽後人之別擇審定焉，不敢自據為私也。碑刻之文，有時不入金石者，錄其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實也。仍於篇後著石刻之款識，所以與金石相互見也。
論說敘錄
論說之文，其原出於《論語》。鄭氏《易》云：「雲電屯，君子以經綸。言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蓋當其用，則為典謨訓誥；當其未用，則為論撰說議，聖人製作，其用雖異，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諸子，各守專家，雖其學有醇駁，語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筆之於書，而非有意為文章華美之觀；是論說之本體也。自學不專門，而文求綺麗，於是文人撰集，說議繁多。其中一得之見，與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諸體雜出，自致參差；或先後匯觀，竟成復沓；此文集中之論說，所以異於諸子一家之言也。唐馬總撰《意林》，裁節諸子，標其名雋，此亦棄短取長之意也。今茲選文，存其論之合者，亦撰述之通義也。
《文選》諸論，若《過秦》、《辨亡》諸篇，義取抑揚詠歎，旨非抉摘發揮；是乃史家論贊之屬，其源略近詩人比興一流，與唐宋諸論，名同實異。然《養生》、《博弈》諸篇，則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諸子風衰之會也。蕭氏不察，同編一類，非其質矣。
諸子一變而為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為說部之劄記，則宋人有志於學，而為返樸還淳之會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習氣，而為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閲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餘，取其偶然所得，一時未能結撰者，劄而記之，積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義理率多可觀，而宗旨終難究索也。
永清文獻荒蕪，論說之文，無可採擇，約存一首，聊以備體，非敢謂有合於古人也。
詩賦敘錄
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古者聲詩立教，鏗鏘肄於司樂，篇什敘於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於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蓋茫然而不可復追矣。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辭，證其時事。唐宋以後，雖雲文士所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微隱，敷陳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選文至於詩賦，能不墜於文人綺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略》，以封禪儀記入《禮經》，秦官奏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為一略，不隷《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別為部次也。惜其敘例，不能申明原委，致開後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至於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詩，於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於後，以致蕭《選》以下，奉為一定章程，可謂失所輕重者矣。又其詩賦區為五種，若雜賦一門，皆無專主名氏，體如後世總集之異於別集。詩歌一門，自為一類，雖無敘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別。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家，門類既分為三，當日必有其說；而敘例闕如，(如諸子之目後敘明某家者流，其原出於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與諸子之書，同申原委；此詩賦一略，後人所為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徵實敘錄
徵實之體，自記事而外，又有數典之文，考據之家，所以別於敘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記事乃紀傳之餘，數典為書志之裔，所謂同源而異流者也。記事之源，出於《春秋》，而數典之源，本乎官《禮》，其大端矣。數典之文，古來亦具專家，《戴記》而後，若班氏《白虎通議》，應氏《風俗通議》，蔡氏《獨斷》之類，不可勝數。而文人入集，則自隋唐以前，此體尤所未見者也。至於專門學衰，而文士偶據所得，筆為考辨，著為述議，成書則不足，削棄又可惜，於是無可如何，編入文集之中，與詩賦書表之屬，分占一體，此後世選文之不得不收者也。
徵實之文，與本書紀事，尤相表裡，故採錄校別體為多。其傳狀之文，有與本志列傳相彷彿者，正以詳略互存，且以見列傳採摭之所自，而筆削之善否工拙，可以聽後人之別擇審定焉，不敢自據為私也。碑刻之文，有時不入金石者，錄其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實也。仍於篇後著石刻之款識，所以與金石相互見也。
論說之文，其原出於《論語》。鄭氏《易》云：「雲電屯，君子以經綸。言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蓋當其用，則為典謨訓誥；當其未用，則為論撰說議，聖人製作，其用雖異，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諸子，各守專家，雖其學有醇駁，語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筆之於書，而非有意為文章華美之觀；是論說之本體也。自學不專門，而文求綺麗，於是文人撰集，說議繁多。其中一得之見，與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諸體雜出，自致參差；或先後匯觀，竟成復沓；此文集中之論說，所以異於諸子一家之言也。唐馬總撰《意林》，裁節諸子，標其名雋，此亦棄短取長之意也。今茲選文，存其論之合者，亦撰述之通義也。
《文選》諸論，若《過秦》、《辨亡》諸篇，義取抑揚詠歎，旨非抉摘發揮；是乃史家論贊之屬，其源略近詩人比興一流，與唐宋諸論，名同實異。然《養生》、《博弈》諸篇，則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諸子風衰之會也。蕭氏不察，同編一類，非其質矣。
諸子一變而為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為說部之劄記，則宋人有志於學，而為返樸還淳之會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習氣，而為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閲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餘，取其偶然所得，一時未能結撰者，劄而記之，積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義理率多可觀，而宗旨終難究索也。
永清文獻荒蕪，論說之文，無可採擇，約存一首，聊以備體，非敢謂有合於古人也。
詩賦敘錄
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古者聲詩立教，鏗鏘肄於司樂，篇什敘於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於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蓋茫然而不可復追矣。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辭，證其時事。唐宋以後，雖雲文士所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微隱，敷陳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選文至於詩賦，能不墜於文人綺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略》，以封禪儀記入《禮經》，秦官奏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為一略，不隷《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別為部次也。惜其敘例，不能申明原委，致開後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至於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詩，於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於後，以致蕭《選》以下，奉為一定章程，可謂失所輕重者矣。又其詩賦區為五種，若雜賦一門，皆無專主名氏，體如後世總集之異於別集。詩歌一門，自為一類，雖無敘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別。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家，門類既分為三，當日必有其說；而敘例闕如，(如諸子之目後敘明某家者流，其原出於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與諸子之書，同申原委；此詩賦一略，後人所為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