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邊，邊臣不納，雖有社稷為重之說，然當時朝論即有以奉迎之緩為譏者。順天鄉試題《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蓋有諷意。

○試文格式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為時文者，豈必裂規亻面矩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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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為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曆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于應舉之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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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日「《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至試文則不能再下，仍提起頂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卷，則首行日「《四書》」，頂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後來學政苟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卻「《四書》」、「《五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下二格。聖經反下，自作反高，於理為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以下二格為題。萬曆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于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日《周鄭交質》，下二格，其行未書「左丘明」。題曰《伯夷列傳》，下二格，其行未書「司馬遷」。變歷代相傳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面貌，使古人見之，當為絶倒。

○程文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別胃之墨卷。《神宗實錄》：「萬曆十四年正月，禮部議：『試錄程文宜照鄉試例刪，原卷不宜盡掩初意。』從之。」十五年八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取定開國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餘篇，刊佈學宮，以為準則。”時札部尚書為沈鯉，兼官翰林學士。

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未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為之，故日趨而下。晁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異之才出矣。

○判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于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為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情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榜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為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稿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尚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為通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為笑談乎！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犢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眾，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征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于科第，謂之人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日超絶。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今國朝之制，以吏部選人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尤為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能強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答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蓋此法止可施于選人引試俄頃之間，而不可行之通場廣眾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曹，互相倒換。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不乖經義」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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