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那些舊本子的紙做成的蠶房也散亂地放在課桌上。在用硬紙板和鐵絲做成的散髮霉味的閣樓間，兩隻被主人拋下的可憐的小白鼠上上下下穿來穿去，它們瞪着兩隻紅眼睛向每一個角落打量，想搜到什麼吃的。一隻鳥在一個比它大不了什麼的籠子裡，它在那二寸高的棲木上跳上跳下，翅膀拍打的聲音令人感到悲哀，可它就是不開口叫也不開口唱。屋裡瀰漫著一種怪怪的不衛生氣味，就像厚燈芯絨褲發了霉，甜蘋果沒有通風，書籍變腐。

假如這房間建成時就沒有頂，一年四季從天上往屋裡下墨水雨，落墨水雪，降墨水雹，吹墨水風，也不會有這麼多墨水濺在這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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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爾先生離開了我，把他那雙不能再修的靴拿到樓上去。我輕輕走到屋子的另一頭，並打量我經過的一切。突然，我發現一張書桌上平放了一塊紙板告示，上面用優美的字型寫道「·當·心·他！·他·咬·人。」

我立刻爬到書桌上，生怕桌下面至少有一條大狗。可我慌張地向四處看卻怎麼也看不到它。我還在張望時，梅爾先生回了，他問我為什麼爬到桌子上去。

「請你原諒，先生，」我說，「對不起，我在找那條狗。」

「狗？」他說，「什麼狗？」

「這不是狗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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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不是狗？」

「那要人當心的，先生；那咬人的。」

「不，科波菲爾，」他嚴肅地說，「那不是狗，那是個學生。我奉命，科波菲爾，把這告示掛到你背上。我很抱歉，使你一開始就這樣，可我只能這麼做。」

他說著把我抱下來，把那專為我做的告示紙板系在我肩上，就像它是一個背包那樣；打那以後，無論我走到哪兒，都得帶著它。

沒人能想象我為那告示板所遭的苦難。不管是否有人能看到我，我總覺得有人在看它。哪怕我轉過身看到沒什麼人，我也不能放下心，因為無論我的背向着什麼地方，我總認為有人在那裡。那個支條木腿的狠心的人使我苦難更深。

他有那權力；只要看到我靠着樹，或圍牆，或房子邊，他就用那大嗓門從他的屋裡往外吼：「咳，你這先生！你這科波菲爾！亮出那塊告示板來，要不我就告發你！」操場是一個只鋪了石子的院子，光禿禿的，正對著學校和勤雜房的背後，所以我知道工友看到它，肉店老闆看到它，麵包師傅看到了它。一句話，早上我奉命在那兒散步時，每一個到學校來的人，無論從哪兒來，都會看到它：要當心我，因為我咬人。我記得，我當時也開始怕我自己了，把自己當成一個真的咬人的野孩子。

操場上有個舊門，學生們有在門上刻自己姓名的傳統。門上滿是這種刻痕。我好怕他們在假期結束時會回來，所以我讀着這些名字時就不能不想象·這·一·位會用什麼腔調又如何強調地讀：「當心他！他咬人。」有一個學生——一個叫傑什麼，姓斯梯福茲的——總把他的名字刻得很深，還刻了很多次；我相信他準會用有力的聲音來讀告示，然後就扯我的頭髮。

還有一個學生，一個叫湯米·特拉德爾的，我怕他會拿這開玩笑，並裝出很怕我的樣子。第三個是喬治·鄧普爾，我想象中他會把這告示當成歌來唱。我看著那扇門，像一個提心弔膽的小動物那樣看著門，看到所有名字的主人都聲稱和我不往來，並用各自的口氣大聲叫：「當心他。他咬人！」梅爾先生說，當時學校有四十五個學生。

對著書桌和長凳，我這麼想。我去自己的床上時，爬到床上後以及向其它空空的床鋪看去時，我還是這麼想。我得一個夜晚接一個夜晚地做夢，夢見我母親像從前那樣和我在一起，或夢見在皮果提先生家的聚會，或夢見坐在馬車車廂外邊的地方旅行，或夢見又和那個不幸的侍者朋友一起吃飯。無論是什麼情形，都夢見人們瞪眼看我並尖叫，因為他們很不快活地發現我只穿了件小睡衣，還掛着那塊告示板。

那單調的生活，還有那對開學的不斷焦慮，真是令人痛苦得難以忍受！每天，我得和梅爾先生一起做很久的功課，由於沒有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在一旁，我能不受什麼指責就都做完。做功課之前和之後，我都散步——如前面說過的那樣，在木頭腿的人監視下散步。我記得多清楚逼真啊——學校那房子四周的潮氣，院裡裂開了的綠色石板，一個漏水的舊桶，還有那些變了色的猙獰樹幹，雨天裡這些樹比別的樹更往下滴水，陽光下這些樹比別的樹透過的風要少。一點鐘時，我們——梅爾先生和我——在一個長長的飯廳的一端吃飯，那飯廳裡放滿了松木桌，一股油膩的氣味在飯廳裡蕩漾。

然後我們再做功課，直到喝茶。喝茶時，梅爾先生用藍茶杯喝，我用一隻錫罐喝。整整一天裡，梅爾先生就在教室裡他那張單獨擺在一邊的書桌旁努力工作，用筆、墨水、尺子、帳本和寫字紙算上半年的帳（據我所發現），直幹到晚上七、八點鐘。晚上他收拾起那些東西后就拿出笛子來吹，一直吹到我几乎覺得他要把自己一點點吹進笛子最上面那個孔，然後從鍵上一點點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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