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重要的規定並沒有成功地禁止公共輿論的行動。它只適用於大會辯論；許多主教們在輪到他們發言的會議之前，熱烈而自由地討論，甚至超過了他們的言論若被新教徒記錄下來在國內反對他們，他們所能做到的程度。但是，印發的七百份的檔案不可能處在保密狀態。規則也不得不向使它失效的例外低頭。系統的掩蓋，以及在解釋與措辭上豐富多彩卻迴避事實本質的辯解，使羅馬的用心失去了人心。以通常的官方語言表述的檔案，被人們突破限制公開于世，以為它能透露出一些黑暗中的秘密。秘密討論助長了誇大報道的風氣，擴大了捕風捉影的範圍。羅馬對討論沒有強烈的興趣；但是天主教世界滿是那些重要主教們各自的擁護者。擁護者的偏見危害着主教們的尊嚴，影響着他們的辯論。不論說了一句什麼話，皆被重複、誇大和歪曲。不論何人所說的話，只要是不能在大會上說出的一句針對對手的尖刻的話，他就知道聽眾將會高興地傳播開去。奧拉之戰重又開演，武器是軼聞、警句和謊言。會議早期流行着一種彬彬有禮和高貴典雅的交際風氣。哈利法克斯大主教做完一個闡述反對意見之實際情況的發言，走回自己的位置。當他經過會議主席時，主席們鞠躬表示敬意。2月，大會曾靜靜地聽取斯特羅斯馬耶和達爾包對羅馬教制的公開批評。對立雙方互相給予言過其實的讚揚，就好像不同意見並不重要，他們是同心同德一樣。隨着陰謀加緊進行，疲憊、興奮、四處活動的人們，使得語氣變得更為尖刻。2月，拉瓦勒主教公開指責杜龐盧是一樁恥與人言的密謀的中心，並表示寧死也不願與如此的邪惡扯上千系。一個少數派說他的對手在某某時候就像一群自鳴得意的牛。到那時，大會的整個氣氛已經改變了，教皇親自出馬了，粗暴的語言和態度已成為早日達到目的的策略和工具。當大會開幕之時，許多主教就為詔令《Multilices》(《教皇詔令》——原文為拉丁文)感到迷惑和沮喪。他們擔心一場衝突不可避免，因為，即使不提出教義問題，他們的權利也可能被剝奪，以便使教皇在教義中處在最高的地位。一位樞機主教告訴教皇說，會議規則將受到抵制。但是庇護九世知道，在750名主教中流行着一個願望。那些在文明的中心一言九鼎的人們，那些在三個月前與野蠻人、巴黎聖母院的傳道士、德國教授、美國西部的共和主義者進行艱苦鬥爭的人們，那些具有各種各樣的磨練和各種各樣的經驗的人們，從四面八方匯聚而來，他們要像羅馬當地的高級教士一樣自信而急切地歡呼教皇為永無謬誤。抵制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是無望的。那些二十年來不願表示服從的主教們現在聯合起來給教皇臉上抹灰，也是不可能的。他們在1867年的致詞中公開承認，他是所有基督徒的教父，是聖彼得的代言人，他們將信仰和傳授他所信仰和傳授的東西。1854年他們允許他宣佈一條教義，他們中間曾有些人感到害怕，一些人表示反對，但是當他沒有通過大會的形式就宣佈教令時，所有的人都屈服了。最近出現的反對不值得驚慌。富爾達會議的主教們擔心出現德國那種後果；但是他們肯定，全體主教團結一致，不會再有新的教義。他們對羅馬正在籌備的一切知道的一清二楚。假如他們的告教友書不意味着永無謬誤說不是新教義，所有的主教都信仰它，那麼這封信便沒有意義。即使是奧爾良主教也避免直接抨擊這條教義，聲明他忠於教皇，並期望大會將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可以肯定，任何真正阻擋該說之確定的企圖，都將被這些主教的優勢力量所征服：他們被現代的教會體制置於一種依附羅馬的地位。

只有德法兩國的主教是能夠憑藉自己的地位進行抵制的主教；羅馬所不得不與之鬥爭的，也只有法國的現代自由主義和古老的越山主義，以及德國的學術界。越山主義的學派几乎絶跡，它在其他國家沒有立足之地。它主要的對手是自由派人士。自由派中思想最深刻的人們意識到，羅馬像巴黎一樣都有害于宗教自由。但是，既然《邪說彙編》使得不與羅馬衝突便不可能繼續追求自由事業，所以自由主義已不再信心十足。自由振瓦解了。他們假稱，自由主義的真正敵人不是教皇，而是一份法國報紙，他們以國王的名義同國王的軍隊戰鬥。當奧爾良主教發表告別信時，他們便退出戰場，讓他獨自去衝鋒陷陣。蒙塔朗貝是一位最堅強的自由派人士，此時變得非常孤立。他日益激烈地指責這些舊友背叛原則。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沮喪之年，他脫離了沉溺于羅馬主義的本國教士，感到他的思想家園是萊茵河畔。就在最近，科布倫茨演講深深觸動了蒙塔朗貝的心靈，它的思想在德國廣泛地傳播。這些思想受到大學的歡迎，但是從講台轉向外部世界的過程艱難而緩慢。羅馬理論的入侵增長了反對它們的那些人的力量和影響。但是大學地位的上升又使它們與主教發生直接的對抗。奧地利主教一般處在大學的影響範圍之外，而德國主教普遍與之處在敵對狀態。12月，德國最著名的一位主教說：「我們主教投身于自己的工作，我們不是學者。我們急需學者的幫助。我們期望，大會只提出依據實際經驗和一般常識就足可處理的問題。」德國所利用的神學力量僅僅是偏向主教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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