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會開幕之際，知名的反對派有四個人。樞機主教施瓦茨貝格過去沒有公佈他的觀點，但是他一到羅馬便把它公之於眾。他隨身帶來一篇印好的文章，題為Desideria patribus Concilii oecumenici proponenda(《向大公會議籲請書》——原文為拉丁文)，該文借鑒了一些神學家和教會法學家的思想，他們是他所在的波希米亞教會的教師。他懇請羅馬教會不要增加不必要的信條，尤其是不要確定永無謬誤說，確定該說有重重困難，而且會動搖甚至是最虔誠的心靈中的信仰基礎。他指出《禁書目錄》不能再如此實行下去，併力勸教會應當在促進自由和知識而非特權和強制中尋求自己的力量，應當借鑒民主制度以獲得民眾的支持。他熱情地倡導正成為匈牙利興起的自治制度。與施瓦茨貝格、杜龐盧和馬雷不同，巴黎大主教並沒有對大會採取敵意的行動。但是在所有來客中他是最令羅馬害怕的。教皇曾拒絶任命他為樞機主教，並給他寫過一封譴責信，批評他很少受到主教的支持云云。可以看到，他並不是零星地反對某項措施，而是反對教皇制的特殊精神。與教會思想相適宜的那些慣常偏見和狂妄主張與他格格不入。他既不狂熱，也不優柔或矯飾。他有敏鋭的判斷力，完美的性情和極其豐富的智慧。利用《邪說彙編》這一機會來給教皇灌輸中庸之道，符合他做事的一貫風格：「噢，耶穌基督的代理人，你的責難頗有威力；但是你的祝福更有效，上帝在本世紀中葉擢升你到教皇的寶座，你可以為這個贖罪，為那個封官。讓它們成為你的責任吧：把理性與信仰結合起來，把自由與權威結合起來，把政治與教會結合起來。宗教、時代與苦難賦予你三重權威，你以此所做，以此所說的一切，對各國的前進或後退都有深遠的影響。從你那博大的基督徒胸懷裡發出一句話吧：赦免過去，安撫現在，開闢通向未來的坦途。」

曾讓許多沒有疑心的主教受到哄騙的各種保證迅速消失了，他們意識到正面着對一場陰謀。如果他們不慎同意歡呼的表決方法，這場陰謀便即刻成功；如果他們讓自己落入《Multilices》(《教皇詔令》——原文為拉丁文)詔令的圈套，它最後也必定成功。有必要使通過任何教令都必須經過合理的討論，有必要作好準備以抵制大會的議事規則。12月10日舉行的第一次會議場面混亂。但是，一名來自土耳其邊疆的主教站出來反對會議規則；大會主席阻止了他，說這是教皇決定的，並沒有提交給大會審議。主教們感到他們落入了陷阱。一些人開始考慮打道回府。另一些人則爭辯神授權利的問題受到議事規則的破壞，他們非要把會議的存續在這些權利的有無上不可。許多人更熱心于這個法律問題而不是教義問題，並且受到一些目光更加敏鋭的人士的影響。如果他們對永無謬誤說的教義問題有所共鳴，他們是不會與這些人士發生聯繫的。對權利受到侵犯表示抗議的願望並沒有很強的凝聚力。主教們還沒有互相認識；而且，他們曾給國內的會眾灌輸這樣一種觀念：羅馬是值得信任的，所以他們要展示教會的團結，擊敗敵人的冷嘲熱諷，所以他們並不馬上就承認他們發現的事實所表明的全部意義。一個結構如此鬆散的團體不可能是堅強有力的。軟弱分子必須被清除出去，堅定者必須緊密地團結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做出有效的反擊。他們簽署了幾份沒有成效的抗議書。他們祈求，他們不去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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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羅馬拒絶外交官的介入使它獲得了很多好處。因為，若非如此，大會的形式和規則就要承認外交行動。向大會派出代表的想法是法國人重新提出來的。於是一場令人厭倦的談判開始了，它持續了幾個月。除了時間拖延外，一無所獲。直到干涉政策不光彩地結束，教廷可以對付孤立的主教之時，才提出實質性問題加以討論。而且，只要政治勢力還有可能將永無謬誤說排除出大會的範圍之外，反對派便不會提出它的真正主張。這個聯盟是不穩定和虛假的，但是它在這個狀態中維持了很長時間，使次要的勢力也能夠為爭取發言權做一番努力。

在抗議的主教們還沒有抗議永無謬誤說的時候，存在着一種阻止反對詔令轉變為反對該說的可能性。格勒諾布爾的主教被認為是其國人中一個優秀神學家，此時被探詢他的意見和態度：他實際上是承認該說的。同時，奧爾良主教的教友則堅稱他所質疑的不是該教義，而是該教義的確立；馬雷在他的那部書中宣稱他僅僅反對教皇永無謬誤說。如果主教們被分別徵詢意見，並被告知永無謬誤說不會形成教令，徹底反對該說的主教將是極少的。有很多人或是從沒有認真考慮過永無謬誤說，或是以為儘管它在爭論中經不起證據的檢驗，但是對於一個虔誠的人而言是正確的。威斯特敏斯特大主教似乎抱著這樣的理解，他認為除了主教大會是永無謬誤的之外，教皇則不是。他要求，這些話在被譯成法語時，應當具有獨立而又不互相排斥的意義。體現着雙方的相同觀點或相互認可的意見的一個含糊的表述，要比意見一統更有利於自由，同時也不會增強教皇的權威。羅馬決心謹慎地處理這件事情，調動它的強大機器，充分利用組織和預先知道信息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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