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會的第一個行動就是選舉教義委員會，一個權威人士提出一項建議，即委員會的組成應當公平地代表不同的意見，應當包括一些主要的反對者。否則，他們就會被迫聽從其他勢力而非支持他們的人、就會脫離朋友而轉向敵人、就會感到來自官方的壓力、這樣反對派就無法存在了。如果這些慧識得到採納，7月的豐收在1月就可以收穫，同時後來的長期鬥爭所產生的倒退也可以避免。樞機主教德·安傑利正在組織一場虛假的選舉。他得到了大主教曼寧的如此建議，但是採取了一個相反的更謹慎的方針。他讓人把一份印好的名單下發給所有易受影響的主教，該名單排除了所有不站在永無謬誤說一邊的名字。

同時，幾個國家的主教們舉薦本國人作為候選人。為此，在樞機主教施瓦茨貝格的主持下，大約四十幾個德國和匈牙利主教舉行聚會。他們的聚會不僅堅持下去，而且隨着那些不同情反對派的人逐漸退出而變得越來越重要。法國人分成兩組，一部分會聚在樞機主教馬蒂厄處，另一部分則會聚在樞機主教博納紹斯處。曾有人提出合併一處的建議，但是博納紹斯出於對羅馬利益的考慮拒絶了這個建議。他徵詢樞機主教安東內利的意見，報告說教皇不喜歡主教大規模的聚會。而且，如果法國主教合併一處，反對派就佔據了多數，將決定候選人的選出。他們各自投票；博納紹斯提供的名單對別國主教說成是法國主教們的共同選擇。馬蒂厄小組認為這是一個欺騙，決心訴諸教皇；但是馬蒂厄看到一場暴風雨正在形成，自己將被教友們推舉為代言人，就慌忙跑到貝桑松過聖誕節了。他這一小組的選票全部喪失。甚至格勒諾布爾主教在一次會議上贏得29張選舉，在另一次會議上贏得13張選票，也被排除在委員會之外。委員會按選舉組織人的願望組成了，這第一次力量的檢驗似乎摧毀了反對派。處在教廷完全控制下的力量，可以從那些盲目投給候選人的選票上估計出來：這些投票人將選票投給了非本國主教所提出、不為他們認識的候選人，即他們沒有薦舉人選便將選票投給了官方名單上的人。按照這個估計，羅馬可以控制550張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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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已籌劃兩月之久的法案，選在這一勝利的時刻炮製了出來。這項法案廢除了許多古代的罰令，更新了許多罰令。中世紀和16世紀的立法製造了將近兩百個案件。這些案件無視事實，不經調查和判決就宣佈將某人革除教籍。它們大都蒙上歷史的塵土，或被當作從前濫施懲罰的事例。但是它們並沒有被廢止，而且因為並非全無道理，對善良者來說它們便是個解釋上的困難。這一問題常常引起主教們的關注，有望被提交給大會；若是這樣，改革的要求便無法回絶。難題在於：如何做到在有安全感的前提下，儘可能多廢除罰令，同時在不受主教的干涉下決定哪些必須保留。教皇獨自保有赦免以下罪行的權力：庇護或支持任何宗振的成員，使教士在世俗法庭受審，冒犯修道院或沒收教會的不動產。對匿名著作的禁止限于神學著作，因閲讀列人《禁書目錄》之書籍而被逐出教會者限于異端著作的閲讀者。《禁書目錄》除了讓人瞭解時代精神和增加羅馬黨羽的麻煩之外，別無其他直接的效果。科隆大主教的代言人論證最後一條說，它並不禁止猶太人的著作，因為猶太人不是異端分子；也不禁止異端論文和報紙，因為它們不是書籍，也不禁止傾聽別人閲讀異端書籍，因為聽與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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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大會的重頭戲開始了。一份長長的教義令發放下來，提請批准羅馬掌權派具體的神學、經學和哲學觀點。它表述極差，不僅受到外國人，也受到羅馬人的嚴厲批評。一些德國人在一名意大利樞機主教的提醒下，首次注意到它的缺點。這第一個教令的文本所引起的不滿是始料未及的。它並不期望得到真正的討論。大會會廳雖然適合于舉行儀式，但是因為設施極差，無法發言。而教皇卻不願意重換一處。條一次公開會議定在1月6日舉行，而各委員會的選舉一直持續到聖誕節。很明顯，無法為該會做些準備，只有讓該教令不經辯論就被接受，或者永無謬誤說被歡呼通過。

在大會進行兩周之前，一種本來可以輕易避免的不滿情緒逐漸加重。教皇的每一個行動，《教皇詔令》，有關罰令的法案，提交的教令文本，甚至決定他若去世大會應予解散的諭告，對主教們似乎都是傷害或侮辱。這些舉動抵消了小心對付主教所產生的有利效果。單是對永無謬誤說的反對尚不至于造成如此不利的局面。它們破壞了主教們對庇護九世的崇拜和迷信。教皇在維護他對大會官員和重要委員會的任命權時的傲慢，對選舉的壓力，對同國籍主教聚會的禁止，以及對在傳聲效果好的大廳裡舉行辯論的拒絶，激怒和警醒了許多主教。他們懷疑，他們被召集於此，乃是為了達到他們不願達到的目的，是為了讓他們放棄權利，使教皇的權力更加專制。信心被深深的失望所取代，不滿的情緒瀰漫開來，這給時機到來時進行切實的抗議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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