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節前，德國人和法國人的集會已近尾聲。在樞機主教馬蒂厄逃離和樞機主教博納紹斯拒絶合併之後，後者的教友們滑向羅馬，前者的教友們在巴黎大主教的住處舉行聚會。他們同樞機主教施瓦茨貝格主持的奧地利·德國聚會一起，成為反對新教義一派的主力軍；但是他們之間很少交流，他們的絶對民族主義觀念使他們無法成為若干分散的美國、英國和意大利同情者的核心。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為了集思廣益，大約12名領導者組成了一個國際聚會，其中不乏最卓越的思想家，也有截然不同的意見者。他們團結得不夠，不足以採取有力的行動，人數太少，不足以實施控制。幾個月後，他們的人數有所增加。他們是反對派的思想陣地，卻不是它的指揮部。樞機主教勞舍爾是主持者。羅馬恭維他是奧地利政教協定的締造者；但是他擔心永無謬誤說將會毀掉他的功業；他是該說反對派中最堅定、最有力和最強烈的人。當12月28日開始辯論時，以歡呼通過的方式頒佈教義的想法尚沒有被拋棄。巴黎大主教堅持要求得到一個不採納該方式的承諾。但是他被警告說，承諾僅在第一天有效，以後就不會再有了。於是他表明，如果突然採取這種方式，一百名主教將離開羅馬，用他的話說，使大會在他們的鞋後跟陷入癱瘓。就這樣，以突然決議的方式通過議案的計劃被拋棄了，決定通過辯論來使它獲得全面的支持。關於教義令的辯論始於樞機主教勞舍爾的發動。同一天，聖路易斯大主教為了不暴露力量和心中的怒火，只做了一個簡短的發言。哈利法克斯大主教在結束冗長的演講時說，提交大會的這個議案是不配見到陽光的。這些以非凡的勇氣、知識和拉丁語水平在大會上發表演說的主教，得到高度的讚譽；而且當人們看到可以有真正的辯論時，大會的尊嚴與莊重也即刻增長。30日，兩個人成功的發言震動了羅馬。一個是格勒諾布爾主教，另一個是斯特羅斯羅耶，即那位來自土耳其邊疆的主教。後者再次責難會議規則，再次被主持會議的樞機主教制止。他的精神和辯才開始揚名羅馬城和全世界。幾天之後，激勵這些人士抨擊那個議案的思想在一名瑞士主教的講演中得到最清晰的闡述，他大聲疾呼：「譴責那些久被譴責而天主教徒不曾犯下的謬誤，有何益處‧對人類的謬見，你的教令鞭長莫及。天主教的最好保障就是宗教科學。給予合理知識的追求以所有鼓勵和最寬廣的天空吧；用語言也用行動去證明，讓國家在自由和光明中進步乃是教會的使命。」

批評的浪潮只受到微弱的抵擋；反對派立即在辯論中佔據優勢。到第一個月結束時，大會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不適當地定於1月6日的會議，不得不充滿諸多乏味的典禮。每個人都看到了那是個大大的失算。大會正在脫離教廷的控制，會議規則對於迅速行動是一個明顯的制約。必須採取新的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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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的會議主席產生了。樞機主教賴施于12月末去世，不能再履行職責，樞機主教德·盧卡代行其職。現在德·安傑利被任命為新的會議主席。他曾在都靈遭到囚禁，他的聽取告解的名望因他在委員會選舉中的工作而得到提升。然而他不適合作一名大會的協調者。他地位提高的結果是精明老道的德·盧卡的下台，因為後者被認為不夠果斷，使大會事務落人會議副主席卡帕爾蒂和比瘳之手。比廖是一名巴納貝特的修土，與教廷陰謀無涉。他是羅馬最開明的學者們的朋友，為教皇所龐愛。卡帕爾蒂一直以教會法專家聞名。同樞機主教比廖一樣，他未被列入極端派之中；他們與同工德·安傑利和比扎裡並不總是協調一致。但是當必須執行的政策不是他們自己的政策時，他們也猶豫不決。

第一個教令被撤回並轉給了教理委員會。換上了另一個有關主教職責的教令，然後是最重要的有關《教理問答》的教令。當這些教令正被討論時，有人準備了一份請願書，要求教皇永無謬誤說成為一個教令的內容。多數派開始給謹慎的或猶豫的梵蒂岡施加壓力。他們對此事的熱情比官方顧問的熱情還要高。那些負責協助教皇進行宗教及世俗統治的人，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即教皇永無謬誤說無需確定，該確定不可避免地要妨害教皇的其他利益。幾位樞機主教開始是不合時宜的辨論者，後來提出一些折衷調和的建議。但是大會事務並不操縱在教皇的普通顧問之手，他們明顯地受到代表多數派的那些人的脅迫。無疑，這個脅迫有時是很有效的。但是也存在沒有勾結而多數派的確掌握權勢的時期。這次請願並不是那一大批對教皇具有私人忠誠關係的人發動的。他們參與了推動，但是動力來源於那些像主要的反對派人物一樣獨立的人。這個大請願書，受到其他一些志同道合者的支持，被阻擱了數週之後於1月底呈送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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