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請求外交使團幫助他減輕誤信的德國人的驚慌。他向一位外交官保證說，《文明》並不代表他的意見。他告訴另一位外交官，他將不批准任何可能在主教中引起異議的提議。他對第三位說，「你來到了一個祥和的地方。」他把自己召集公會議的目的說成是為了獲得救治傳統弊端與現代錯誤的方法。在對一些主教的講話中，他不只一次談到，他不會做出可能在主教中引起爭議的任何事情，而只滿足於發表一個支持不寬容的聲明就行了。他當然期望天主教能夠在英國和俄國享受到寬容的好處，但是一個信奉排他性救世說的教會，必須拒絶這個原則。這些講話的意味是，懲罰理論將起到永無謬誤說的替代作用，也即，如果作為統一天主教之方式的宗教法庭被組織起來的話，阻擋永無謬誤說之確定的最大障礙就會被排除。的確，永無謬誤說似乎只是一個目的的手段，這個目的通過其他方法也可以達到；如果有教令確認《邪說彙編》的第二十三條，宣佈任何教皇都從未超越他在宗教、政治和道德上的正當的權力界限，教皇也就滿意了。

當12月上旬調整大會議程的發佈時，大多數主教認為可以放心了。教皇獨自承擔提案的初步審查工作，並總攬大會官員的提名權。他邀請主教們提出自己的議案，但是要求他們首先提交給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教皇自己任命的，半數成員是意大利人。如果某議案被允許通過，仍需要獲得教皇的批准。因此教皇可以隨意排除任何一個議題，即使全體會議成員都希望討論它。選出了四個委員會做大會和教皇之間的協調工作。當某一教令經過討論，受到反對，便連同修正意見一併被提交給其中一個委員會，由該委員會在神學家的幫助下重新考慮。當它帶著該委員會的修改和意見返回大會時，即不再討論便付諸表決。大會討論何種事項，取決於一些幕後的神學家，大會表決何種事項取決於一個二十四人委員會的多數成員。正是在這些委員會的選舉中，主教們獲得一個影響教令形成的機會。但是，教皇的神學家占居着優勢，因為他們可以被召去在這個委員會中辯護或改動他們的意見，而那些發言或提出修正意見的主教卻被排除在外。實際上，初步審查權是具有關鍵意義的環節。即使會議的第一項規則仍起作用，主教們也不可能恢復懷疑，重新設下為不可預測的辯論做準備的困難。由於只允許對教令辯論一次這個錯誤，而且按神學家們擬定的原樣進行表決，這一規則最終失去了作用。這一措施的制定者並不期望任何真實的辯論。它與特蘭托會議處理事務的方式大不相同。在特蘭托會議上，主教們的權利得到正式肯定，外交代表被徵詢意見，主教們在集體討論之前分組討論。所以，特蘭托會議規則的文本受到嚴密的控制。還有進一步規定，發言報告不應分發給主教，凡與大會事務相關者，一律要最嚴格地保守秘密。開始主教們並沒有義務遵守這項規定，但是後來被通知說，違反這項規定是嚴重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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