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權力 P 108
自由與權力
作者：阿克頓
第108，共134。
曼德爾·克萊頓，即後來英格蘭教會的一名主教，是五卷本《宗教改革時期教皇制度史》(History of the Papacy during the Reformation)的作者。頭兩卷出版于1882年，克萊頓向《學會》(Academy)的編輯建議請阿克頓評論此書，「因為我想請一位堪當此任的英國人指出我的缺點。」阿克頓的評論也絲毫不顯得勉為其難。他所批評的主要缺點，就是常見的那種道德上過分的寬宏大量。克萊頓表示感謝，真誠讚美他的坦率和認真。五年後，作為新創刊的《英國歷史評論》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的編輯，他又邀阿克頓評論下兩卷。這一次，阿克頓不只是配得上一個酷評家的名聲了。其評論的第一稿極其嚴苛，甚至連學術爭論通常的客套都沒有。克萊頓打算發表這篇評論，他寫信給牛津大學教授和雜誌社成員R.L.普爾，談到這篇「糟糕、激奮、几乎語無倫次」的評論和一名編輯「邀請和發表對自己猛烈的抨擊」的可笑處境。最後，在阿克頓和克萊頓數次通信(最重要者如下所錄)之後，阿克頓主動重寫了評論。這最後一稿發表在1887年的《英國歷史評論》上(又轉載于《史論集》[Historical Essaysand Studies))。他的批評儘管沒有實質上的修正，但是措辭變得溫和了。此處收錄的兩封信的原件是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手稿的一部分(Add．MSS，6871)。阿克頓這封信中大約四分之一的內容以及信的附記曾被草率地編輯在《歷史論集》的附錄中(把「Gams」認作「Gauss」，「Penn」認作「Perrin」，等等)。更準確的簡略摘錄，以及克萊頓的回信，也曾發表在《曼德爾·克萊頓的生平和書信》(Life and Letters of Mendell Creighton)(倫敦，1904)中。這次將全信同時收入(只省略了克萊頓回信中的一段無關內容)，以展示兩人性情和思想的有趣對照。阿克頓的行文特別率直，在語調和觀點上顯然較他的大部分正式論文顯然更為犀利。在他的通信集中，這封信也是他的簡潔文風的一個好例子。
——編者
戛納，1887年4月5日
親愛的克萊頓先生：
誠摯感謝你的來信。你的信雖然標明是4月1日，其直率仍像我的狡黠、含蓄的評論一樣。如果你同意推遲發表我的手稿，就使我有時間改正包括你指出的幾處錯誤。將來從容地修改，其他部分也是可以更好的。如果我的回信冗贅以至顯得絮聒，請你原諒。
有些人指責我只是抨擊德國人，卻沒有指明一個更好的方法，看來這種批評冤枉了我。我曾努力表明他們歷史著述的進步和部分的提高；我很少說出自己的異議，而是儘量為我不同意的觀點找出可能有利的證據。沒有人比我更遠離柏林和圖賓根兩學派了，但是我對於自己的異議只想點到為止。我認為海德堡學派無可借鑒，我也這樣說了。或許有時我表述不清，因為你說你對羅馬學說的要義的讚賞，在我這裡沒有一點兒共鳴。如果這個結論得自我本人的言論，那就是我的過錯。但是這對(H·R·《英國歷史評論》)上的一篇評論無關緊要。
又，你說我急於證明分裂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對此我只承認一半。分裂起因于爭論中一個特定而明確的問題；當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產生分裂，其後的事情勢所必至。但是他們不必在此特定問題上閙翻。它是路德所抨擊的一個新觀點。支持它的神學權威十分罕見。哈德良六世、特蘭托會議的眾多神學家以及後來的許多神學家，甚至包括耶穌會神學家，都不讚成它。因此，假如在羅馬存在着這樣一些有影響的人士，譬如像先前康斯坦茨會議(Constance)的某些神父或伊拉斯謨或格羅珀那樣的人，他們很可能會更傾向于路德而非台徹爾的觀點，直接促成對亡靈贖罪券的必要改革。
然而那就是引發爭論的原因，其後果則源於那個特殊的理論或實踐。Cassante Causa Cassat Effectus(有其因必有其果)。如果在1517年就提出六年後繼任教皇所希望的、許多後來的神學家也要求的改革，如果在the Exposition de la Foi(《關於宗教信仰的聲明》)一個半世紀之前實行改革，本來可以避免其後發生的一系列特定事件。
因為宗教改革不同於文藝復興或近代革命。後兩者在許多地方是自發運動，是由於雖不相同卻相似的原因。宗教改革或多或少直接起源於路德，起源於他從羅馬在那個有爭議問題上的壓制中逐漸得出的結論。
因此，我必須讓那些人承擔責任：所有的人兩百年前便已在談論，一百年後仍有許多在談論的事情，他們在1517年卻拒絶談論。這些人的動機不是一種宗教觀念，一種為了對抗另一種救世說而建立的救世說，而是一種教會團體的觀念。普里雷斯說得非常清楚：他們認為，得到了對靈魂負有責任的最高權威允許、間接或默示性批准的事情，如果被人放棄了，整個權威體系將會崩潰。
(英國從教會中的分裂沿著另一條几乎是平行的道路發展。上述論點對它也是適用的，但這不是這裡要討論的問題。)
當然，一個不同意見者，一個哲學史家，一個教義史教師(Dogmengegeschichtslehrer)，也許會說，即使事情的發生和發展如我所言，然而遍地都是火藥，任何火星都可能引發相同的爆炸。我不能不同意這個見解，我不打算反對它。但是對此我一無所知。我們只能根據實際發生的事情說話。而實際發生的事情是，路德做出了公正的反抗，聖傳之權威和人類的精神利益皆站在他那邊，天主教神學家基于一個既無歷史根據又無博愛精神的理由，拒不讚成他。
——編者
親愛的克萊頓先生：
誠摯感謝你的來信。你的信雖然標明是4月1日，其直率仍像我的狡黠、含蓄的評論一樣。如果你同意推遲發表我的手稿，就使我有時間改正包括你指出的幾處錯誤。將來從容地修改，其他部分也是可以更好的。如果我的回信冗贅以至顯得絮聒，請你原諒。
有些人指責我只是抨擊德國人，卻沒有指明一個更好的方法，看來這種批評冤枉了我。我曾努力表明他們歷史著述的進步和部分的提高；我很少說出自己的異議，而是儘量為我不同意的觀點找出可能有利的證據。沒有人比我更遠離柏林和圖賓根兩學派了，但是我對於自己的異議只想點到為止。我認為海德堡學派無可借鑒，我也這樣說了。或許有時我表述不清，因為你說你對羅馬學說的要義的讚賞，在我這裡沒有一點兒共鳴。如果這個結論得自我本人的言論，那就是我的過錯。但是這對(H·R·《英國歷史評論》)上的一篇評論無關緊要。
又，你說我急於證明分裂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對此我只承認一半。分裂起因于爭論中一個特定而明確的問題；當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產生分裂，其後的事情勢所必至。但是他們不必在此特定問題上閙翻。它是路德所抨擊的一個新觀點。支持它的神學權威十分罕見。哈德良六世、特蘭托會議的眾多神學家以及後來的許多神學家，甚至包括耶穌會神學家，都不讚成它。因此，假如在羅馬存在着這樣一些有影響的人士，譬如像先前康斯坦茨會議(Constance)的某些神父或伊拉斯謨或格羅珀那樣的人，他們很可能會更傾向于路德而非台徹爾的觀點，直接促成對亡靈贖罪券的必要改革。
然而那就是引發爭論的原因，其後果則源於那個特殊的理論或實踐。Cassante Causa Cassat Effectus(有其因必有其果)。如果在1517年就提出六年後繼任教皇所希望的、許多後來的神學家也要求的改革，如果在the Exposition de la Foi(《關於宗教信仰的聲明》)一個半世紀之前實行改革，本來可以避免其後發生的一系列特定事件。
因為宗教改革不同於文藝復興或近代革命。後兩者在許多地方是自發運動，是由於雖不相同卻相似的原因。宗教改革或多或少直接起源於路德，起源於他從羅馬在那個有爭議問題上的壓制中逐漸得出的結論。
因此，我必須讓那些人承擔責任：所有的人兩百年前便已在談論，一百年後仍有許多在談論的事情，他們在1517年卻拒絶談論。這些人的動機不是一種宗教觀念，一種為了對抗另一種救世說而建立的救世說，而是一種教會團體的觀念。普里雷斯說得非常清楚：他們認為，得到了對靈魂負有責任的最高權威允許、間接或默示性批准的事情，如果被人放棄了，整個權威體系將會崩潰。
(英國從教會中的分裂沿著另一條几乎是平行的道路發展。上述論點對它也是適用的，但這不是這裡要討論的問題。)
當然，一個不同意見者，一個哲學史家，一個教義史教師(Dogmengegeschichtslehrer)，也許會說，即使事情的發生和發展如我所言，然而遍地都是火藥，任何火星都可能引發相同的爆炸。我不能不同意這個見解，我不打算反對它。但是對此我一無所知。我們只能根據實際發生的事情說話。而實際發生的事情是，路德做出了公正的反抗，聖傳之權威和人類的精神利益皆站在他那邊，天主教神學家基于一個既無歷史根據又無博愛精神的理由，拒不讚成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