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要讓兩類人承擔起分裂的責任。一類是，在博爾吉亞任副首相和主教期間，提倡特赦祭壇(the Privileged Altars)學說(和間接地提倡豁免權學說)的那些人；另一類是，從1517年至1520年為了教皇權力而犧牲教會傳統的那些人。

即使路德因為匕首和筆桿的壓制而被迫沉默，許多分別發源於不同地區的改革溪流——威克里夫、胡斯之前的波希米亞人、胡斯、胡斯之後的波希米亞人、共同生活兄弟會(the FratresCommunis Vitae)、烏爾曼所說的神學家，以及二十多處類似的改革之流，能否匯聚成一江滔滔洪流，是一個理論問題，與此處討論的不同。如果沒有格倫維爾或諾斯的幫助，也許美國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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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的不是想說明分裂如何可以避免，而是要說明它是如何造成的。在我看來，原因在於同教皇在世俗領域的專制權力(以及其他很多專制種權力)一起擴張的教皇在宗教領域的專制權力。我認為根源在此，而那個意大利的君主只是個枝節問題。我把其後發生的事情歸因于公會議衰落後那些觀念的發展。我要探察的正是它們生長的園地或搖籃。即使羅維爾或博爾吉亞未曾尋求或贏得領土主權，分裂也同樣會到來，不是發生在和英國人之間，便是發生在和薩克森人之間。

很遺憾，從你的著作中沒有發現這方面的敘述，即那一特殊教律在肯皮斯和伊拉斯謨兩時代之間是如何被確立的。如果我曾經就此多說幾句，它就不會使你的讀者感到莫名其妙。這不是我們有嚴重分歧的地方。當你談到那場危機時，我相信，你將會闡明它是如何形成的。很可能，你不會給出和我完全相同的理由，因為你比我更相信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想我有理由認為，這兩卷並沒有涉及到宗教改革時期教皇制度的一些主要方面，並表明我希望在第五卷能看到這類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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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宗教法庭問題上的分歧完全不是個偶然性或程度的問題。這裡我要再次否認我的異議中有神秘難解之處。問題不在於你是否喜歡宗教法庭——我的意思是這是《英國歷史評論》可以表明但不應加以討論的問題，而在於你是否能夠把中世紀後期的教皇制度說成是一種寬容和開明的制度而不影響歷史的真實性。在此問題上你的意見給我的感覺，恰如我聽說法國恐怖分子是寬容、開明和溫和的時候的感覺一樣。請耐心地聽我把意思闡述得更清楚。

我們並不是在談論15世紀末或16世紀初的教皇制度，其時，迫害的浪潮明顯地停歇了兩代人之久，一直到1542年才重新興起。我們也不是在談論西班牙的宗教法庭，它同葡萄牙、馬爾他、威尼斯等地的宗教法庭一樣，顯然不同於羅馬的宗教法庭。我指的是從英諾森三世至胡斯時代，即13和14世紀的教皇們。他們建立了一套迫害制度，包括專門的法庭、專門的人員和專門的法律。他們精心設計、發展和實踐這種制度。他們以每一次懲罰(宗教的和世俗的懲罰)來保護它。他們千方百計地判處每個反抗者死刑和永罰(damnation)。為維持它的存在，他們建立了一套新的訴訟程序，其手段之殘酷前所未聞。他們為它創製了一整套法典，創製過程延綿數代，這套法典未被發現。

但是，儘管它不見于該書，卻見于那些流行的著作中，每個研習教會法和教皇制度的羅馬天主教學者都非常熟悉它。它在上千次爭論中已被駁得體無完膚。它一直受到抨擊，一直受到保護，從未受到任何一個天主教權威的懷疑或否定。數十種著作，包括一些官方著作，都記載着它的細節。

的確，它是中世紀教皇制度中最引入注目的事實，就如同後來的宗教法庭及其所作所為是現代教皇制度史最引人注目和最富有特色的事實一樣。一個人被處絞刑，並非因為他能否證明自己的要求符合善德，而是因為被證明犯有一樁特殊罪行。一次訴訟使他一生蒙羞，即使他是一個好丈夫或好詩人都於事無補。一個罪行便否定了一切，否定了永遠。我們都同意加爾文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許多人認為他是人間最好的宗教導師。但是塞爾維特那一件事便抵消了九件善舉，只此一件事便確定了他所承當的名聲。因此它與中世紀的宗教法庭，與創立和運轉它的諸教皇是分不開的。那就是爆發點，即他們興衰所繫的制度信條。因此它比他們統治體制的任何其他部分都更為世人所知。它不僅決定着判決，而且充滿了想像，煽動人類的熱情。我並不認為它沒有影響你的評斷。實際上，我清楚地看到，你對宗教迫害所持的溫和和容許的觀點，是如何使你以一種愉快和讚許的口吻，談論你的名單中除摩爾和索齊尼之外几乎所有實施者。而一個讚揚摩爾和索齊尼的人對待宗教改革舞台上其他演員的態度，將勢必像我們對待法國大革命衰落的過程中從迪穆裡斯到巴拉斯的一連串人物的態度一樣。但是使我極其驚訝的是，你不是認為教皇實施的是正義的酷罰，而是認為他從未實施過酷罰。你雖不認為這些誤信者落人刑訊者和火刑吏之手是罪有應得，但是你忽視了，甚至否定了，至少是暗含地否定了，刑訊室和火刑架的存在。

我想不出還有比這更難以解釋的錯誤。我想，當我把你和紐曼等而視之時，我是在竭力以最溫和的方式表達我的歧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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