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克斯圖斯四世和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情況亦是如此。你所說的話，黑弗勒、加姆斯和其他的一些人已經說過。他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西班牙宗教法庭的公開辯護者。黑弗勒談論希梅內斯時，就像人們可能談論安德魯斯或泰勒或萊頓時的語氣一樣。但是教皇到底在什麼意義上不為他藉以建立法庭的體制負責呢‧假設我們按照請求通過了一項法律，授予達費林那種權力，我們必定負有責任。當然，在這種情況下，請求者也要分擔責任。但是如果所請求之事是惡的，例如請求允許通姦，那麼允許者也應分擔行為人的罪責。現在，自由主義者認為宗教迫害的罪惡甚于通姦，希梅內斯的所作所為比亞歷山大六世與羅馬名妓尋歡作樂罪惡得多。無論允許之事是好是壞，責任總是存在的。如果是壞事，給予許可的權威就難辭其咎。西克斯圖斯是遺臭萬年還是流芳百世，取決於我們對迫害和專制的態度。他有無責任，只要看看那些顯而易見的史實就知道了。

這裡我的意思同樣沒有絲毫的神秘或費解之處。它並不求助于秘典，它沒有不可告人的道德目的。它所意味或蘊含的不過是些極為常見和熟悉的事情。我所求助的不過是普通的、甚至是通俗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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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兩個問題上，我們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你評价人物的原則上，我們的分歧就更大了。你說，不能拿我們的最高道德標準對權威人物評頭論足。我的確不知道你是否因為其地位，或其成功和權力，或其所處的時代而寬恕他們。時代的理由在有限的事例範圍內也許有點兒價值。它不允許我們說某人無法分辨善惡，除非我們能夠說由於他是生活在哥倫布之前或在哥白尼之前，所以無法分辨善惡。它極少可以適用於主基督誕生1500年後的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否則，那將意味着基督教只是一個形而上學的體系，從別處借來一些倫理準則。倒不如說它是個倫理體系，從別處借來了形而上學。倫理的進步意味着白不斷地向黑轉變，意味着受崇拜的東西被付之一炬。從聖約翰到伊麗莎白時代，几乎不見這種事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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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們可以討論這個問題，直到彼此意見大體一致，如果我們要充分論證對卡萊爾譴責的不當和歷史上的法利賽教義，那麼我不能接受你這樣的標準：我們不應像評價他人一樣評價教皇和國王，而應當採取一個有利的假定，即他們是不會犯錯誤的。如果存在着一個假定的話，它卻是不利於權力擁有者的，權力越大，越是不利。歷史責任必須彌補法律責任之不足。權力導致腐敗，絶對的權力導致絶對的腐敗。大人物往往是壞人物，即使在他們運用影響而非權威之時。當你再補充上權威造成的腐敗趨勢或確定性時，就更是如此。最為有害的異端邪說，莫過于那種認為職權使入神聖的觀點。這是天主教敵人和自由主義敵人的會合與歡慶之地，也是讓目的學會了為手段正名之地。你會把一個像拉瓦亞克一樣沒有地位的人推上絞架。但如果歷史是真實的，那麼伊麗莎白曾要求獄吏殺害瑪麗，威廉三世曾命令蘇格蘭事務大臣夷除一個家族，這些更可惡的罪行有關的更偉大的名字，你卻可以因為某種神秘的理由而寬宥這些罪犯。但我會為了顯而易見的正義，把他們吊得比哈曼還要高；為歷史科學考慮，則要把更多罪犯弔在更高的絞刑架之上。

考慮時代因素會降低道德標準，而對地位的尊敬則降低得更甚。歷史英雄若是成了道德楷模，褒揚他們的歷史學家，如弗勞德、麥考萊、卡萊爾，便成了道德導師和正人君子。坦率而言，我認為沒有比這更大的錯誤了。依我之見，道德法典的彈性標準是權威、尊嚴、歷史功用的秘密所在。如果我們可以因為才智、成功、地位、名望而降低通行的標準，我們也可以因為某人的影響、信仰、黨派或者因他的榮辱而興衰的高尚事業而降低這些標準。這樣一來，歷史學便不再是一門科學，不再是爭論者的裁判，迷途者的燈塔，不再是世俗權力和宗教本身一直傾向于壓低的道德標準的支柱。它的作用體現于它應當支配的領域，它對最邪惡事業的制約，比對於最純潔事業的促進更明顯、更有力。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是辯護史學和我願稱之為良知史學的區別所在：某屆意大利政府受到教皇的唆使，高額懸賞逃走的某些公民的頭顱，這些公民被懷疑是新教徒。但無人領賞。教皇的一名大臣給該政府寫信說，聖父等得不耐煩了，期望不久便可以聽到可信、有賞、英勇的殺人事蹟。寫信人現在躺在世界上最宏偉的陵墓之中，他被合法、感激、趣味相投的羅馬權威人物封為聖徒，在祝福他的聲音中，他的雕像以祝福的姿態在阿爾卑斯高山上俯視着倫巴第平原。他的畫像掛在我們的教堂裡；他的牌位擺在我們的祭壇上；他的著作在我們的學校裡教授和傳閲。他的編者特別讚揚我提到的那封信；紐曼稱頌他是一位光榮的聖徒。

這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甚至不止這些。他生活在多年之前，他擁有最高的社會地位，有成功，有榮譽。最富才智的天主教徒、改宗者、沉醉于新教英格蘭的信念(或許是偏見)的人們，對他頂禮膜拜，視他為一面聖潔之鏡的教會隨着他的好名聲而興衰，而你若稱他是一個可恥的謀殺者，成千上萬的善男信女將會受到傷害，將會為此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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