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權力 P 112
自由與權力
作者：阿克頓
第112，共134。
顛倒主動者與被動者的位置，看看事情會怎樣。
歷史關係著生，宗教關係著死。它的諸多作用和精神非吾儕所能知。
在宗教信仰、實際功用和科學性上，巴羅、巴克斯特，波舒哀的學說超過佩恩的學說。按我們的尺度，他的高尚道德超過他們。
合法權威的罪行比圖桑夫人選中的不法平民的罪惡更嚴重。謀殺除可用毒藥或匕首，還可用法律，用貌似合理與有利可圖的戰爭，用誹謗。
伍斯特學院
1887年4月9日
親愛的阿克頓勛爵：
來信收悉，表露出的一番真情實意，我的感激之情不勝言表。您在我面前樹立起這樣的標準，對我是彌足珍貴的鼓勵。以此自省，我無話可說，惟有接受：efficaci do manus scientiae(我給予強大的知識之手——原文為拉丁文)。面對這一理念，我只能承認自己的膚淺、輕率，和自己學識的淺陋。史學在您心目中是塑造人格的藝術，治史需最嚴格、最充分的訓練。無法不同意你的意見，因為的確應當如此。
我只是認為，自己非常缺乏從事所擔當工作的必要條件。我曾為此默默苦讀，在我的腦子裡，動筆寫作是遙遙無期的事情。當時，我收到一封來信，請求我整理一位老紳士的文稿。我與這位紳士相識不深，但他在彌留之際曾讓我擔任他的遺作管理人。我是在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與他結識的，他在此研究大學史。他享年七十四歲，留下了一大摞筆記。其中我所能聯綴成篇的只有一篇論述威克里夫牛津生活的論文。這些筆記簿使我惴惴不安，激勵我認真地動筆寫作。我認為自己已最真誠地做了我所能做到的事情。一切皆是為了繼承前人的遺志。我為此而寫作。
我完全同意您有關歷史評價的原則。但是很明顯，我所主張的決疑法，在很大程度上不會為您所贊同。我記得，1880年我在宴會上遇見約翰·布萊特，他火氣很大，顯然內閣會議反對他的主張。在他說過的話中有這樣一句：「如果人民知道政治家是些什麼東西，他們會起來把他們統統絞死。」但次日我又碰到一位曾與格萊斯通談過話的年輕人，他鼓勵他從事議會活動，說：「從政是服務人類最高貴的途徑。」
我的黑格爾精神足以讓我把這兩種評判結合起來。然而，結合的結果是無法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來表述的。在研究歷史時，一位主教可以得救的問題，會不自覺地擴展到官吏、君主和教皇等人身上。序言中那句令你不滿的話，其意思是，任何幹大事者，都處在一個有代表性的位置上，它要求我們予以特別的考慮。自私，甚至過錯，即使是為了某種思想、某項制度，或為了維護有關社會基礎的公認觀念，並非就不再是過錯，但是它畢竟不同於私人的過錯。它更難於證明，而且它對其他人的道德意識的衝擊，或對行為人道德意識的負面影響，也是不一樣的。當權者的行動受制於在他背後起作用的力量，他只是他們的代表，他的道德水平几乎總是低於大眾的道德水平，但是通常有一條不變的界限，在此之下他不能免于懲罰。殺人就是殺人，但是，一個出於個人利益的殺人者，和一個給也許肯定會死的病人治病的粗心醫生，他們之間畢竟有所不同，他的粗心是難以證明的。
歷史關係著生，宗教關係著死。它的諸多作用和精神非吾儕所能知。
合法權威的罪行比圖桑夫人選中的不法平民的罪惡更嚴重。謀殺除可用毒藥或匕首，還可用法律，用貌似合理與有利可圖的戰爭，用誹謗。
伍斯特學院
1887年4月9日
親愛的阿克頓勛爵：
來信收悉，表露出的一番真情實意，我的感激之情不勝言表。您在我面前樹立起這樣的標準，對我是彌足珍貴的鼓勵。以此自省，我無話可說，惟有接受：efficaci do manus scientiae(我給予強大的知識之手——原文為拉丁文)。面對這一理念，我只能承認自己的膚淺、輕率，和自己學識的淺陋。史學在您心目中是塑造人格的藝術，治史需最嚴格、最充分的訓練。無法不同意你的意見，因為的確應當如此。
我只是認為，自己非常缺乏從事所擔當工作的必要條件。我曾為此默默苦讀，在我的腦子裡，動筆寫作是遙遙無期的事情。當時，我收到一封來信，請求我整理一位老紳士的文稿。我與這位紳士相識不深，但他在彌留之際曾讓我擔任他的遺作管理人。我是在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與他結識的，他在此研究大學史。他享年七十四歲，留下了一大摞筆記。其中我所能聯綴成篇的只有一篇論述威克里夫牛津生活的論文。這些筆記簿使我惴惴不安，激勵我認真地動筆寫作。我認為自己已最真誠地做了我所能做到的事情。一切皆是為了繼承前人的遺志。我為此而寫作。
我完全同意您有關歷史評價的原則。但是很明顯，我所主張的決疑法，在很大程度上不會為您所贊同。我記得，1880年我在宴會上遇見約翰·布萊特，他火氣很大，顯然內閣會議反對他的主張。在他說過的話中有這樣一句：「如果人民知道政治家是些什麼東西，他們會起來把他們統統絞死。」但次日我又碰到一位曾與格萊斯通談過話的年輕人，他鼓勵他從事議會活動，說：「從政是服務人類最高貴的途徑。」
我的黑格爾精神足以讓我把這兩種評判結合起來。然而，結合的結果是無法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來表述的。在研究歷史時，一位主教可以得救的問題，會不自覺地擴展到官吏、君主和教皇等人身上。序言中那句令你不滿的話，其意思是，任何幹大事者，都處在一個有代表性的位置上，它要求我們予以特別的考慮。自私，甚至過錯，即使是為了某種思想、某項制度，或為了維護有關社會基礎的公認觀念，並非就不再是過錯，但是它畢竟不同於私人的過錯。它更難於證明，而且它對其他人的道德意識的衝擊，或對行為人道德意識的負面影響，也是不一樣的。當權者的行動受制於在他背後起作用的力量，他只是他們的代表，他的道德水平几乎總是低於大眾的道德水平，但是通常有一條不變的界限，在此之下他不能免于懲罰。殺人就是殺人，但是，一個出於個人利益的殺人者，和一個給也許肯定會死的病人治病的粗心醫生，他們之間畢竟有所不同，他的粗心是難以證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