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著越發龐大而又紛繁複雜、令人眼花繚亂的現代政治，我們實在理不出頭緒，我們頭腦中僅存的東西就是邁向完美的和有保障的自由以及自由人類的神聖權利這類理念了。

自由是古代歷史和現代歷史的一個共同主題：無論是哪一個民族、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宗教、哪一種哲學、哪一種科學，都離不開這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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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進程：追求自由和反對自由這兩者之間的鬥爭，構成了一條貫穿人類社會古代歷史和現代歷史的主綫。作為一個共同的主題，自由的進程貫穿于古雅典、古羅馬以及美洲移民的政體形態之中；貫穿于哲學和教會的宗旨之中；貫穿于教會和國家的鬥爭以及教會與教會的鬥爭當中；貫穿于基督教的基本原則之中，包括從中演化出去的各種教派及其敵人的教義之中。

自由的歷史確實不應該被視為一種世界的歷史，而應該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哲學。

自由、正義與文明是人類歷史上經常互相鬥爭以推動歷史進步的三種力量。

自由不是天賦的而是後天習得的；它不是處于靜止的僵化狀態，而是處于不斷努力和不斷生長的狀態；它不是一個起點而是一個運行過程的結果；如果是起點，那也僅僅只是個作為目標的起點——不是一個乾枯的數字而是一個生動的目標。正如天體的有規則運動產生了運動的節奏感一樣，自由也是在行動之中遵循各得其所的原則所產生的結果。

自由是一個發展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倖存的遺蹟。自由是發達文明的一種產物，而不是自然狀態的產物。自由是正當權利的思想在幾千年的漫長時光裡從未出現過，直到奴隷制度被認為是錯誤的時候也還未出現。這是因為幾千年的人類歷史就是一部奴役與征服不断發展的歷史，而不是自由發展的歷史。

原始自由存在於國家觀念明確地出現之前。然而，只要國家的觀念還沒有得到明確的界定，那些原始的自由就不是(今天我們所講的)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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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自由的理論建立在這樣的理念之上，即在文明尚未產生的時代，人類享有自由，享有一種高貴的野蠻自由。但我們關於自由的理論則認為，自由是文明出現以後緩慢發展出來的結果，是文明的最高成果。

只有當人們學會遵守和服從某些法則之後，自由才開始真正出現。在此之前，自由表現為無拘無束的放縱和無政府狀態。所以，我們切不可把自由視為原始社會的表現形態。當然，原始社會也存在着某些自由的因素，例如他們不太看重權利，他們懂得某些少量的義務。

我們當今的各種自由部分地來源於革命的成果，也部分地來源於此前的革命成果。前者是指從1517年和1580年以來的革命，後者是指從1640年以來的革命，如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1776年美國革命、1789年法國革命、1830-1848年的歐洲革命風潮，等等。這些成果有：城鎮的各種自由和代議制，教會與國家的相互鬥爭，日爾曼的政體形態和基督教教義，古羅馬政體形態和古希臘哲學的復興、猶太文化的興盛等。

自由就像生命和財產一樣彌足珍貴，這種觀念並不新鮮。在古代世界和傳統社會裡早就充滿了這類論調。因此，我們並沒有為時代開拓出更大的空間來。

自由不是原始的、必有的或遺傳而來的，它是通過實踐而獲得的。這就是說，它不是一種抽象的權利，而是一種具體的特殊權利。這是中世紀的自由觀。這種自由觀認為只有當你能證明你的要求是自由的，你才是自由的。

自由是古老的——專制主義則是現代的。

自由被認為是與民選政府相關聯的產物。然而，宗教自由卻是君主政體而不是民選政府的成果。

在許多情形中君主政體被證明是有助于自由的一種制度。這種政體保護國家反對特權階級對國家的侵害。

自由與民族性格品質的關係：眾所周知，自由不是與天才、創造性思想、發明、邏輯性、勇氣、道德文化以及節儉等品質相伴而生的東西。自由的家園存在於混合複雜的民族之中，這些民族懂得如何和為什麼要服從、要有耐心、要頑強不屈，而不是把自己統一在一個信仰之中使自己的理解力遲鈍；這些民族崇尚公平競爭而不是為理念而狂熱。英國的自由在相當長的歷史期間就是靠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投票活動來保障的。

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打破了宗教僵化的連續性、傳統和對過去及對死人智慧的崇拜。這場運動摧毀了保守主義的巨大根基並使得社會加速變化，獨立思想開始出現。

托利黨人潘恩，是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的追隨者，他建立了賓夕法尼亞州，這個州被伏爾泰譽為地球上最自由的社區。

教友派信徒：這是在新教原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最後一個教派。這個教派在良心的基礎上發展了人權的理念。

在教友派信徒那裡，人權是基督教這種宗教所產生的成果，而這種成果又要歸功于自然神論和懷疑論的推動——一種宗教時代的遺產和新教改革運動最新最成熟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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