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與精神的依賴關係相比，自由對法律的依賴關係是多麼地微弱啊!從管理自由的角度看，自由是法律和一致性的結果；從維繫和保存自由的角度看，自由則是精神的成果。法律必須不僅是好的法律，還必須得到人們的遵守；法律不能僅僅是獲得人們的遵守，它還必須是人們發自內心的自覺自愿的遵守。

正是那些產生了法律的思想情感的生機和活力維繫了法律的存在。如果法律得以從中生根發芽的思想信念和條件消失了，那麼，法律接着也會消失。這正如托克維爾曾經說過的：輿論的狀態比法律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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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具有地域性和時代性的。正是這種觀念在歷史長河中生存了下來，並廣為傳播。

(三)現代國家和專制主義

伴隨着現代歷史的開端而來的一個首要而又極其重要的事實是：當國家在追求它自身的目標、獲取權力、擴大疆域、增進繁榮、提高民族的聲望或滿足民族的自豪感的時候，國家就開始超越是非約束而走向高高在上的地位。國家的這種地位既無法阻擋，也無須人們的同意，因為國家所從事的事業是最基本的犯罪行為——通過戰爭、司法審判或暗殺剝奪人類的生命。只要看一看其中的後果，看一看不斷擴張的整體利益，就會對現代國家的作用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了。

威尼斯，作為一個商船所有者的共和國而不是土地所有者的共和國，它第一次回歸到古代意義上的國家觀，它按自身的目的行事而不受任何利益的約束，它遵從的不是多數人的意見，而是全體人民的意見。

最壞的一些政府延續了最長的時間：如古希臘的斯巴達、意大利的威尼斯。

法國大革命中遇到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如何在作為最豐富和最靈活的政治形態的君主立憲制和作為最僵化和最貧困的單一制共和國之間作出選擇。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人類的罪惡和比罪惡還要更加致命的錯誤，是這些因素主宰了當時的選擇。人們為這種選擇的後果在其他領域贖了罪；但人們為這種愚昧付出的代價則接踵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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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擁有占絶對優勢的支配性權力，這種想法是專制主義的組成部分。這種想法起源於對權威的同樣的熱愛，對偉大的同樣的自豪，對人類平等權利的同樣的漠視，對國際和國內的優越性和特權的同樣的追求。

征服戰爭和對外擴張在我眼裡實在不會比謀殺好多少。

專制主義：主權是引發戰爭的禍根，這是它的本性使然。在戰爭中，主權免受倫理道德的普通法則的約束。這時，你可以殺人，你可以騙人，你可以撒謊。因此，一切都可以不顧了，特別是連道德都可以不顧了。為什麼在和平時期不能這樣放肆呢‧因為和平時期大家的目標是相同的：公共安全。而戰爭時期則不存在這個公共目標了。

國家專制主義而不是君主專制主義是現代的最大危險。無論是代議制政府還是民主制度都無法保護我們免受國家專制主義之害，而這種禍害又被革命的浪潮不斷地加劇。如果我們不把這點認識牢記在心，那麼，我們將因為只注重表面的形式而忽略了本質的東西，進而常常誤人歧途；我們將因為注重行動的自由而斷送言論的自由；我們將認為反對多數人的壓迫比反對暴政更加安全；我們就會認為自由在比利時、美國比在法國、俄國更加長久和安全。

幾個世紀以來，有一個道理一直沒有被人們發現：教育應該是國家的一項職能，而國家則從未努力去履行這項職能。然而，當現代專制主義誕生以後，國家就以主權者的身份向任何事物施加影響和提出要求：商業、工業、文學、宗教都被宣佈為國家的份內事務，相應地，這些領域也就被國家霸佔和監控。根據同樣的方法，所有事物的教育職能，國家都把它歸屬於市民自己去完成，並以同樣的理由把其餘的職責從自己身上免除掉。當呼喚以革命來推翻舊政府建立新政府的理論開始流行起來的時候，當教會和國家發現它們對社會的教育達到的是它們不願看到的相反的目的並塑造了社會的反抗精神的時候，國家就毫不猶豫地徹底清除孩子們頭腦中所受到的宗教影響。

一位曾經經歷過中央集權的政黨暴政和普遍管制的人，說出了一句絲毫不帶感情的真理：「無論自由主義是打着1789年的原則的旗號，還是打着神聖權利的絶對原則的旗號來實行，它的禍害絲毫不亞於專制主義。」

自由存在於權力的分立之中。專制主義存在於權力的集中營裡。

專制政府不是暴虐的就是搞一言堂家長式的統治。如果它是暴虐的，就像在大陸國家所表現那樣，那麼，這種政府常常用來實現公共目的或對外目標；如果它是家長式一言堂式的統治，就像在古羅馬所表現的一樣，那麼，它就會把自己關注的焦點集中于個體私人所關心的事情之上。

官僚主義毫無疑問是一個暴虐政府的武器和標誌，因為無論它為什麼樣的政府服務，它都賦予政府以暴虐的權力。

官僚主義試圖建立那麼多紛繁複雜的行政管理規則，以致于部長們受到法官的監控和規範性指導越來越小。

在官僚主義國家，任何旨在激發政府部門和人民大眾的獨立自主精神的事物都是民主性質的事物。

(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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