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

政黨理論：在自由政體下，利益和力量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衝突不是國王和人民之間的衝突，它們一定是人民內部各政黨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像在古羅馬一樣永恆。每一部憲法都蘊含著解構它自身的細胞，它都有春、夏、秋、冬四個階段。但它不會有第二個春天。因此，像進步一樣，這麼一種緩慢的進程對其生命力、安全和壽命都是必要的。因此，政黨的合法存在也是永恆的。不但在古羅馬，在英國——在所有政治上成熟的國家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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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政治的秘訣在於它既保障進步也保障連續性。它防止停滯，防止革命。這就是18世紀區別于17世紀的原因所在。它的偉大改進在於一種漸進的發展。

政黨的價值和重要性：它建構自由。它建立在原則上而不是策略上。

政黨創造言論自由。它甚至攻擊政府的各組成部門。政黨絶對需要新聞出版自由——並且它使得人們隨時需要它。

政黨：一個階級的統治就是一種利益的統治。政黨是在理念基礎上而不是在利益基礎上的聯合。因為一個階級只受利益所驅使，一個政黨受原則所驅使並能夠為了原則而犧牲利益。政黨是培養自我剋制的學校。那種認為政黨不會為了原則而犧牲權力的看法是一種偏見。

政黨並不意味着一批人特別有能耐、總是正確、有德行和能幹的，而其他人就非常錯誤。

哪裡沒有原則的衝突，哪裡就沒有利益和人的衝突，哪裡的政黨就會墮入偏見。妥協的理論折射出政黨政治的精義。

政黨政治承認謬誤和真理之間的相互平衡。它所反對的恰恰是科學，科學不知道妥協為何物。

公共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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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人能比我更加強烈地確信這一必要性，一種實踐上和道德上的必要性：統治國家靠的是同意。人民的同意通過輿論氛圍和明確的代議制得到驗證。

制度和法律不是來源於政治家們的獨創性，而是最大限度地來源於人民的輿論之中。但是，大眾輿論是緩慢發展的結果，它受習慣的強烈影響並與過去息息相關。政治家一般都走在人民的前面，當他諮詢神諭時，他會聽到上一代的聲音。

我們的進步表現于公共輿論的力量和光芒之中。在外交和戰爭領域，輿論起最壞的導向作用。輿論只有一開始就錯的——很少有永遠是錯的。

輿論的統治——它總是緩慢進行。如果是天才的統治，那它就進展得迅速而強烈。但這種統治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使人民的信唸成熟。而且，在公眾透徹瞭解法律之前和真理已經變得醜陋之前，法律是不會發生變化的。

國家的發展使現實與人民的希望和意志之間總是慢半拍，這就是說人民生活在別人為他們制定的規則之下。每代人都必然被前一代人所統治。傑斐遜有個偉大的理念：讓每代人都受自己理念的統治吧!

必須得把事情弄得明白易懂，以便公共輿論理解它們。要求公共輿論具有非常敏鋭的洞察力那是不可能的。

人民只能看清那些非常明白易懂的道理。他們容易看清相似的事物——相同的事物比不同的事物更易被他們看清。

財產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礎。良知的守護問題從來就不曾出現過；而財產則總是暴露在干涉之下，它常常是政策調整的目標。

權力與財富如影隨行。憲法進步的三種方式：(1)財富同化權力； (2)調整權力以適應新的財富形式——權力重新分配；(3)保護社會反對權力壟斷財富。

財富是形成社會的基本要素，但財富創造不平等的法律、不公正的自由，這種不平等、不公正受到良知的慢慢矯正。政治社會的教育要有財富作後盾才能進行，教育的完善則是良知發生作用的結果。財富使自由成為一種特權，教育使自由成為一種權利。一個是後天習得的廣泛權利，一個是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

財富不是最神聖的權利。當一個富人成為窮人時，這是一個不幸，但它在道德上不是罪惡的。當窮人一貧如洗時，這就是一個道德上的罪惡，它會給社會和道德帶來傷害。因此，作為最後的補救措施，窮人對富人的財富享有某些權利，只要這樣做能使他們免于道德上和貧困上的墮落就行。

真理不能被簡約為公式。

官方的真理不是事實上的真理。

英國和英國的制度

英國憲法的安全保障有兩個因素：作為民主因素的貴族院和作為寡頭因素的下議院，英国制度的本質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上的自由。法國理想的本質是民主，像美國一樣，它建立在乎等的基礎上。

我們的政府必須來通過反映和代表時代的狀況和利益適應時代環境的需要——但它堅持不但在一個時代而且在我們整個政治史中通行的那些原則。

我們的制度是我們這個民族自身的一部分及其產物，它不是一件可供一位能工巧匠模仿製作的外套服裝。它能教給外國政治家的道理是，把任何政治變革與他們自己人民的傳統和性格密切結合起來，區別哪些制度是偶然和暫時的，哪些制度是民族的和不可改變的。君主制的本質並不是表現為國家有一位平民出身的統而不治的國王；也不是表現為當國家的每一種秩序都與國王分享權力時，它的真正特徵就會消失或遭受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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