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心理學 P 102
性心理學
作者：艾里士
第102，共135。
他在別處談到，這張力也許是個很悲慘的張力。但如這焦點的關係必須維持于不敗，這張力是個能取消的。這種焦點中的關係事實上也是一般生命的一個象徵，自有其在生活上可以增加愉快的價值，在婚姻裡如此，在一般的生命裡也未嘗不如此。我們說婚姻自有其痛苦的成分，或焦點之間的張力自有其悲劇的性質，我們並不採取禁慾主義的立場，以為痛苦與悲劇本身有很大的意義而值得加以述說。
我們說這話的用意，有一位詩人而兼先知的作家紀伯倫（KahliI Gibran ）已經再三地說過：快樂與悲苦是分不開的，「你那盛酒的杯子當初不就是在陶人的窯裡燒煉過的麼？」沒有燒煉的痛苦，又何來飲酒的快樂？遠在紀伯倫以前，智慧的蒙田，在他的《關於維吉爾（Virgil）
的幾句詩》那篇論文裡，早就向我們提醒過，管我們哭的幾塊肌肉也就是管我們笑的那幾塊。蒙田這一類值得記憶的話不一而足，這不過是一例罷了。
第四節一夫一妻的標準
到近代為止，獨婚或一夫一妻的婚姻是西方文明所認為惟一合情、合理、合法的婚姻方式。西方文明不但這樣的承認，並且就一般的見解而言，以為是一種天造地設的格局，毋庸討論的；假設有一二例外的人敢冒大不韙加以討論甚或提出疑問，那人大概在事實上是個有怪僻的人或有心疾的人，至少也要被別人看做有怪癖或心疾的，以至于比有怪僻或心疾更要不堪，他的意見當然是不值一笑了。
到了今天，婚姻的方式問題是再也不能這樣一廂情願地承認下來而擱過不談了。
婚姻的方式是可以有變比的，決不是宗教、道德、法律、甚至社會的慣例所能教它一成不變的。那些議論到它的人也不再都是無足輕重的了。所以，現今研究性心理學的人在討論到兩性的關係時，對於一夫一妻的標準，總得準備拿出一些見地來。
開始把一夫一妻的婚制當作一個社會問題來討論的前驅者不只一人，其中最早的一個我們要數英國人興登（James Hinton）。興氏的評論大約在五六十年以前就有了的，但比較明白地用文字印行出來不過是後二十年以前的事。他所以遲遲不公佈的理由是因為他覺得對於這西方單婚制的研究還嫌不夠，不欲輕於問世。
但等到公佈的時候，他已經是古人了。興氏的為人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他是一個相當常態的人，沒有心疾。所以我們不能把他擱置一邊。
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他是倫敦一位著名的外科醫學家，也是一個哲學思想家，對當時科學界的活動有緊密的接觸，對當時一般的社會問題也有很濃厚的興趣。他也是和現實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人，而不只是一個高談理論或潛心于小課題鑽研的專家。他的遺稿尚未成形且無系統，但其中對單婚制以及建築在單婚制上的一般社會制度的那一部分評論大致是有線索可找，而可整理出來的。
他認為人類婚姻史裡，真正的單婚制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又以為在他聽認識的西方社會裡，真正篤守一夫一妻標準的男人在數目上等於鳳毛鱗角，實際上還沒有東方的多妻社會裡那麼多。一夫一妻制就已成的格局而言，他以為根本上是一個自私而反社會的制度，娼妓制度的由來與成立要歸它負責。一夫一妻制是個理想，我們追趕得大快了，我們想一蹴而就，並且以為是真的趕上了，殊不知過于匆忙地把一個理想演為事實，演為一個天下通行的法定格式，無論那種理想多麼可愛，但終究是個大錯。結果是，表面上與名義上單婚制好像是防止了不少淫佚行為，但實際上所喚起的淫佚行為比多婚制所能喚起的還要多。
因此照興氏看來，西方的婚制是已經腐爛的，目前正在因腐爛而解體。他相信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比較流動的性關係的制度不是死板的和一成不變的，而是容許相當的變動的。例如，只要多方面都有益處，容許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結合之類。在不妨礙人類共同生活的大原則下，這種更動是隨時應當有的。
自興氏以來，這一類議論我們也時常可以遇見。發議論的人的立場也許和興氏的不一樣，議論的掃蕩力也許難得趕上或根本沒人能趕上興氏的那一支筆，但大都是在一條道上是沒有問題的。同時，我們也應注意，我們的婚姻制度在實際上也發生了不少的變遷。如果我們把目前婚制的狀態和興氏那時的比較一下，我們可以看到不少的變動，並且這些變動常和他所希望的方向吻合。
離婚是比較容易了，婦女在法律和社會方面已經取得更大的獨立的資格，社會對於私生子的看法，也似乎沒有以前那般嚴厲了。生育節制的方法已經傳播得更廣，而兩性之間應有更大的接觸自由也已經為一切文明國家所承認。
同時，從不只一方面看，一夫一妻制在今天的地位卻和以前一樣的穩固，甚至于可以說更見穩固。這是不足為怪的，一種能維持長久的東西是應當有彈性的，婚姻制度有了彈性之後，以前在沒有彈性狀態下所發生的種種流弊就有很大的一部分可以不再發生。
還有一點必須弄清楚的，就是「單婚」一詞我們時常用錯，而又引起一番認識上的混亂。比如，我們常聽見人說，兩性之中，有一性是比較有「單婚」傾向的。所謂有一性，特別是指女子，而男子則更有「多婚」的傾向。嚴格地說，這種措詞是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沒有意義是一望便可以瞭然。簡單的事實告訴我們，人口中兩性的比例，在初生的時候，便是差不多相等的（最初，男性略微多些）。
我們說這話的用意，有一位詩人而兼先知的作家紀伯倫（KahliI Gibran ）已經再三地說過：快樂與悲苦是分不開的，「你那盛酒的杯子當初不就是在陶人的窯裡燒煉過的麼？」沒有燒煉的痛苦，又何來飲酒的快樂？遠在紀伯倫以前，智慧的蒙田，在他的《關於維吉爾（Virgil）
第四節一夫一妻的標準
到近代為止，獨婚或一夫一妻的婚姻是西方文明所認為惟一合情、合理、合法的婚姻方式。西方文明不但這樣的承認，並且就一般的見解而言，以為是一種天造地設的格局，毋庸討論的；假設有一二例外的人敢冒大不韙加以討論甚或提出疑問，那人大概在事實上是個有怪僻的人或有心疾的人，至少也要被別人看做有怪癖或心疾的，以至于比有怪僻或心疾更要不堪，他的意見當然是不值一笑了。
到了今天，婚姻的方式問題是再也不能這樣一廂情願地承認下來而擱過不談了。
婚姻的方式是可以有變比的，決不是宗教、道德、法律、甚至社會的慣例所能教它一成不變的。那些議論到它的人也不再都是無足輕重的了。所以，現今研究性心理學的人在討論到兩性的關係時，對於一夫一妻的標準，總得準備拿出一些見地來。
開始把一夫一妻的婚制當作一個社會問題來討論的前驅者不只一人，其中最早的一個我們要數英國人興登（James Hinton）。興氏的評論大約在五六十年以前就有了的，但比較明白地用文字印行出來不過是後二十年以前的事。他所以遲遲不公佈的理由是因為他覺得對於這西方單婚制的研究還嫌不夠，不欲輕於問世。
但等到公佈的時候，他已經是古人了。興氏的為人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他是一個相當常態的人，沒有心疾。所以我們不能把他擱置一邊。
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他是倫敦一位著名的外科醫學家，也是一個哲學思想家，對當時科學界的活動有緊密的接觸，對當時一般的社會問題也有很濃厚的興趣。他也是和現實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人，而不只是一個高談理論或潛心于小課題鑽研的專家。他的遺稿尚未成形且無系統，但其中對單婚制以及建築在單婚制上的一般社會制度的那一部分評論大致是有線索可找，而可整理出來的。
他認為人類婚姻史裡，真正的單婚制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又以為在他聽認識的西方社會裡，真正篤守一夫一妻標準的男人在數目上等於鳳毛鱗角，實際上還沒有東方的多妻社會裡那麼多。一夫一妻制就已成的格局而言，他以為根本上是一個自私而反社會的制度，娼妓制度的由來與成立要歸它負責。一夫一妻制是個理想，我們追趕得大快了，我們想一蹴而就，並且以為是真的趕上了，殊不知過于匆忙地把一個理想演為事實，演為一個天下通行的法定格式，無論那種理想多麼可愛，但終究是個大錯。結果是，表面上與名義上單婚制好像是防止了不少淫佚行為，但實際上所喚起的淫佚行為比多婚制所能喚起的還要多。
因此照興氏看來，西方的婚制是已經腐爛的，目前正在因腐爛而解體。他相信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比較流動的性關係的制度不是死板的和一成不變的，而是容許相當的變動的。例如，只要多方面都有益處，容許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結合之類。在不妨礙人類共同生活的大原則下，這種更動是隨時應當有的。
自興氏以來，這一類議論我們也時常可以遇見。發議論的人的立場也許和興氏的不一樣，議論的掃蕩力也許難得趕上或根本沒人能趕上興氏的那一支筆，但大都是在一條道上是沒有問題的。同時，我們也應注意，我們的婚姻制度在實際上也發生了不少的變遷。如果我們把目前婚制的狀態和興氏那時的比較一下，我們可以看到不少的變動，並且這些變動常和他所希望的方向吻合。
離婚是比較容易了，婦女在法律和社會方面已經取得更大的獨立的資格，社會對於私生子的看法，也似乎沒有以前那般嚴厲了。生育節制的方法已經傳播得更廣，而兩性之間應有更大的接觸自由也已經為一切文明國家所承認。
同時，從不只一方面看，一夫一妻制在今天的地位卻和以前一樣的穩固，甚至于可以說更見穩固。這是不足為怪的，一種能維持長久的東西是應當有彈性的，婚姻制度有了彈性之後，以前在沒有彈性狀態下所發生的種種流弊就有很大的一部分可以不再發生。
還有一點必須弄清楚的，就是「單婚」一詞我們時常用錯，而又引起一番認識上的混亂。比如，我們常聽見人說，兩性之中，有一性是比較有「單婚」傾向的。所謂有一性，特別是指女子，而男子則更有「多婚」的傾向。嚴格地說，這種措詞是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沒有意義是一望便可以瞭然。簡單的事實告訴我們，人口中兩性的比例，在初生的時候，便是差不多相等的（最初，男性略微多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