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幸福問題上，也會遇到自我、小我與大我的問題，我們必須處理好彼此的關係。既要尊重自我、小我，又要維護大我；在必要時甚至必須為大我而犧牲自我、小我。因為，當幸福僅僅屬於個人的時候，只不過像掛在項上的金項鏈，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只有當它屬於集體、屬於人民的時候，才是偉大的、有意義的。

在革命者的心目中，為取得革命勝利而遭到的災禍苦難，是革命所必須償付的代價。這種代價需要多少，便得付出多少，絲毫不能憐惜。這種代價的形式多種多樣，有吃苦、舍富、受貧、忍饑、耐寒、擔憂、挨罵、坐牢、受刑、殺頭、戰死等等。這些代價無論多麼重大，對未來的永久幸福來說，它總是暫時的，對全局的勝利來說，它總是局部的。在這裡，革命者把自我、小我溶進階級的大我中去了，個人的犧牲便成了整個階級的一個局部犧牲。對於抱有這樣的人生觀和幸福觀的人，他們決不會只追求物質享受的幸福，而是把遭受災難禍患視為意料中的事，即使在殺身大禍面前，他們也能以革命浪漫主義毫邁氣概處之，絶不苟且偷生，他們在犧牲中感到了幸福。

---

這種為人類的大我所做的犧牲，在那些抱有個人主義人生觀和幸福觀的庸人眼裡，無論如何不可理解。他們把這些事看成是天外飛來的橫禍，認為如果誰不臨難逃避，屈辱苟且，那誰就是自討苦吃。他們把個人甘受大禍而為人民創造大福的人，一律看成傻子。這些人只承認個人、小我的幸福而無視大我、人民的幸福，只貪圖渺小的、狹隘的幸福而不理解偉大的、普遍的幸福，只知道物質享受的幸福而不懂得精神生活的幸福；只體會到活着的價值省悟不到壯烈地死的意義；只追求個人一生一世的幸福而看不到廣大人民子孫萬代的幸福。他們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幸福觀較之服從于大我的革命者的幸福觀，可謂一個在地上，一個在天上，一個是何等的渺小，一個是多麼的崇高。

---

資產階級幸福觀的本質特徵在於鼓吹個人幸福，把損人利己、追求個人幸福看成是天經地義的不變法則。狄德羅就曾說，所有活着的東西，人也不例外，都犧牲同類來尋求自己的幸福。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種觀點正是爾虞我詐、追逐私利、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映，這種幸福觀必定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痛苦的基礎上。恩格斯曾對當時的這種資產階級幸福觀進行過尖鋭的批判，他說，這種幸福觀「使人不做一點正事，使他們心甘情願地丟掉人的本性，而去一味追求『幸福』，只想吃得好，喝得好；它把醜惡的物質享受提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毀掉了一切精神內容。」這種以自我、小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幸福觀認為，死——哪怕是為了集體的利益和正義的事業，都是最大的不幸，只有自己活着才是幸福的，如果自己不在裏邊，即令最好最完美的世界，也是毫不足取的。這種觀點是多麼的自私自利啊。

個人主義幸福觀不顧及大我，只注重自我、小我、是不是容易得到「幸福」，容易得到某種滿足呢？且看這樣的一個故事：從前有個農民，他窮得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他朝思暮想：「要是我有幾畝地，自種自收，該有多好啊！」後來他的希望達到了，他有了幾畝地。這地種了幾年，他又想：「要是我有幾百畝地，僱幾個長工，自己不下地，該多好啊！」他的願望又成真了，他成了地主，吃喝玩樂，成天不幹活，按說他應該滿意了吧，但他依然不滿足，他在想：「出門得自己走路，要是有馬騎，有轎坐，該多好啊！」他的目的又實現了，出門能騎馬坐轎了，論理他應該感到十分的「幸福」了吧，可是，他的慾念還有膨脹，他這時又想：「要是能在朝中作官該多好啊！」這個哲理性的故事昭示我們，以自我、小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者所需要的幸福難以達到，其無限膨脹的慾望是始終滿足不了的。

以自我、小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幸福是要不得的，因為它產生的私慾會永無止境，持有這種幸福觀的人必然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痛苦的基礎之上，危害社會，妨礙人類大我的幸福。我們應該像彭湃、方志敏等革命者那樣，為了大我，為了共產主義事業，甘願遭遇苦難禍害，犧牲自我、小我。當然，現在我們正處于和平建設社會主義的環境中，既然沒有炮火、硝煙，又沒有敵人屠刀的逼迫、嚴刑的拷打，更沒有刑場上壯烈的犧牲，但我們仍應該學習他們的精神，把他們處理自我、小我與大我關係的原則和精神運用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來，時時以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為重，不搞本位主義和分散主義，發揚社會主義協作精神和友愛精神克己讓人，先公後私，當個人志趣和國家的需要有衝突時，無條件地服從國家的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把榮譽讓給別人而把困難擔在自己肩上，多貢獻而少索取等等，所有這些，和過去英雄人物為革命犧牲個人生命的行動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雷鋒及近年來湧現出來的張海迪、朱伯儒、蔣築英、羅健夫、雷雨順等先進人物正是做到了以上這些，才受到人們的敬仰。

張海迪認為，人生的意義在於為社會作貢獻，而不在於向社會索取。誰能夠正確處理自我、小我與大我的關係，誰就能在工作的生活中得到無窮的樂趣和幸福。懂得奉獻和肯于奉獻的人是幸福的，因為，他們得到的回報也是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