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文化是要使人成為紳.士.，成為正是為英國所熟悉的（大部分是由於柏拉圖的緣故）那種意義上的紳士。柏拉圖當時的雅典，在某一方面很有似於十九世紀的英國：兩者都有着一個享有財富和社會聲勢但並未壟斷政治權力的貴族階級，兩者的貴族都必須以他們莊嚴動人的舉止而獲得儘可能多的權力。不過，在柏拉圖的烏托邦裡，貴族的統治是毫無掣肘的。

威嚴、禮儀和勇敢似乎就是教育所要培養的主要品質。從最早的年歲起，對於青年所接觸到的文學和允許他們能聽到的音樂，就有着一種嚴格的檢查制度。母親和保姆只能向孩子們講說官定的故事。荷馬和赫西阿德都因為某些原因而不許講述。首先是荷馬和赫西阿德所說的神有時候行為很不好，這是不能起教育作用的；必須教給青年人知道，邪惡決不會來自神，因為「神」並不是一切事物的創造者而只是美好的事物的創造者。其次，荷馬和赫西阿德的作其中有些東西被認為可以使得讀者怕死，然而教育裡的一切東西都應該使青年人願意效死疆場。必須教給我們的孩子們認識到奴役比死還要壞，因此他們決不應該聽到好人居然也哭氣流淚的故事，哪怕那是為了朋友的死亡而哭氣流淚。第三，禮儀要求人們絶不可放聲大笑，然而荷馬提到過「那些幸福的神大笑不止」。要是孩子們能夠引征這段話，那末老師還怎麼能夠有效地譴責孩子們的嬉戲呢？第四，荷馬詩中有些段是讚頌盛大的宴會的，又有些段是描寫諸神的慾望的；這些都是有礙於節制的。（印澤教長是一個真正的柏拉圖主義者，他反對過一首有名的讚美歌中的這樣一句話：「那些凱旋者們的歡呼，那些飲宴者們的歌唱」，這是一段描寫天上的歡樂景象的）。最後，也絶對不許有壞人幸福而好人不幸的故事；這對於柔弱的心靈可能有着最不幸的道德影響。根據所有這些理由，詩人就應該是加以貶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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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於是就提出一種奇怪的關於戲劇的論證。他說，好人不應該願意模仿壞人；然而大部分的戲劇裡都有壞蛋，所以戲劇家以及扮演壞蛋的演員就必須要模仿犯有各種罪行的壞人。不僅僅是罪犯，而且一般說來，女人、奴隷和下等人也都不應該為高等人所模仿。（在希臘，正如在依麗莎白時代的英國一樣，女角色是由男人扮演的。）因此，若是可以允許演戲的話，戲裡也只能包括着無疵無瑕的、良家出生的男性角色。這種不可能性是太明顯了，所以柏拉圖就決定把所有的戲劇家都從他的城邦裡驅逐出去：當有這樣聰明得可以模仿任何事情的表演先生到我們這裡來，並且提出要表演他的藝術和他的詩歌的時候，我們將要五體投地把他當作是一位可愛的、神聖的而又了不起的人物來崇拜；但是我們也必須告訴他說，在我們的國家裡是不容許有他這樣的人的；法律是不能容許他們的。於是，我們就給他塗上香料，給他的頭上戴上絨花冠之後，把他送到別的城邦去。

其次，我們就來看他們對於音樂（近代意義的音樂）的檢查制度。呂底亞的和伊奧尼亞的樂曲是被禁止的，前者是因為它表現了愁苦，後者則因為它是靡靡之音。只有多利亞（因為它勇敢）和弗萊吉亞（因為它有節制）的音樂才可以允許。所能允許的節奏必須是簡單的，並且必須是能夠表現勇敢而又和諧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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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身體的訓練是非常嚴厲的。除了烤魚烤肉而外，誰都不許吃其他方法烹製的魚和肉，而且既不許加任何作料，也不許吃任何點心。他說，按照他的食品養生的人絶不會需要醫生。

青年人到達一定的年齡以前，是不許看到醜惡與罪惡的。但是到了適當的時候，就必須讓他們去見識種種「誘惑」了；讓他們看看恐怖的形象使他們不致于恐怖，也看看壞的享樂使之不致于誘惑他們的意志。唯有當他們經得住這些考驗之後，才能認為他們適宜于作衛國者。男孩子們在長成以前應該看看戰爭，雖說他們不必親自作戰。

至于經濟方面：柏拉圖提出衛國者應該實行一種徹底的共產主義，並且（我想）兵士也應該實行，雖說這一點並不很明確。衛國者要有小房子和簡單的食物；他們要象在軍營裡一樣地生活，大家在一片吃飯；除了絶對必需的東西而外，他們不得有任何的私有財產。金和銀都是被禁止的。他們雖然並不富有，但並沒有任何應該不快樂的理由；城邦的目的是為了全體人民的好處，而不是為了一個階級的幸福。財富和貧窮都是有害的，在柏拉圖的城邦裡兩者都不存在。關於戰爭，他有一種非常奇怪的論點，他說既然這個城邦決不想分享任何的戰利品，所以它一定能很容易收買盟邦的。

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帶著一種裝佯做態的不情願，把他的共產主義也應用到家庭上來。他說，朋友們的一切東西都應該是大家共同的，包括妻子和孩子在內。他承認這有困難，但並不認為是不可克服的。首先，女孩子們也嚴格地受着和男孩子們一樣的教育，學習音樂和體育，並且和男孩子們一道學習作戰的技術。女人在一切方面都和男人有着完全的平等。「造就一個男子成為一個優良的衛國者的教育，也同樣會造就一個女子成為一個優良的衛國者；因為他們的本性都是一樣的」。毫無疑問，男女之間是有區別的；但是那與政治無關。有的女子有哲學的頭腦，適于作衛國者；有的女子則好戰而可以成為良好的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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