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會統治時期，也就是說從公元五世紀至十五世紀，人們在理論上所相信的與在實際上所感覺的之間，是有着一種衝突的。在理論上世界是一個流淚泉，是在受苦受難之中對於來世的一種準備，但是在實際上則作家們（他們几乎全都是教士）又不免對於教會的權勢感到高興；他們有機會從事于許多他們認為是有用的那種活動。因此他們具有着統治階級的心理，而不是那種覺得自己是在逃亡到另一個世界裡去的人們的心理。這就是貫穿著整個中世紀的那種奇怪的二元論的一部分，這種二元論是由於下列事實造成的，即教會雖然是基于出世的信仰但又是日常世界中最重要的一種制度。基督教出世精神的心理準備開始於希臘化的時期，並且是與城邦的衰頽相聯繫着的。希臘的哲學家們，下迄亞里士多德為止，儘管他們可以埋怨這埋怨那；但在大體上對於宇宙並不絶望，也不覺得他們自己在政治上是無能的。他們有時候可以是屬於失敗了的政黨，但如果是這樣，他們的失敗也只是由於衝突中的機緣所致，而不是由於有智慧的人之任何不可避免的無能為力。甚至連那些象畢達哥拉斯或者在某種心情之下的柏拉圖那樣地鄙棄現象世界而力求逃避于神秘主義的人，也都有着要把統治階級轉化成為聖賢的具體計劃。但當政權轉到馬其頓人手裡的時候，希臘的哲學家們就自然而然地脫離了政治，而更加專心致意于個人德行的問題或者解脫問題了。他們不再問：人怎樣才能夠創造一個好國家？而是問：在一個罪惡的世界裡，人怎樣才能夠有德；或者，在一個受苦受難的世界裡，人怎樣才能夠幸福？當然這種變化僅僅是程度上的變化；這樣的問題在以前也曾被人提出來過，並且後期的斯多葛派有一個時期也是關懷政治的，——但關懷的是羅馬的政治而非希臘的政治。然而這個變化卻仍然是一場真實的變化。除了羅馬時期斯多葛主義在一定限度上而外，凡是那些認真思想、認真感受的人們的觀點都日益變得主觀的和個人主義的了；直到最後，基督教終於帶來了一套個人得救的福音，這就鼓舞了傳教的熱誠並創造了基督教教會。在這以前，始終沒有過一種制度是可以讓哲學家們全心全意地安身立命的，因而他們對權勢的合法的愛好心就沒有適當的出路。因為這種原因，所以希臘化時代的哲學家，作為人而論，就要比那些生活于城邦仍然能夠鼓舞其忠誠的時代的人們，具有更大的侷限性。他們仍然思想，因為他們不能不思想；但是他們几乎並不希望他們的思想在實際世界裡會產生什麼效果。

有四派哲學大約都是在亞歷山大的時代建立起來的。最有名的兩派，即斯多葛派和伊壁鳩魯派，是我們後兩章的主題；在本章中我們將要討論犬儒派和懷疑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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