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這位英雄「過分憎恨人類以至于不感覺痛悔」。這裡的一個腳註斷然地講這「海盜」是符合人性實際的，因為汪達爾人的國王干瑟裡克、皇帝黨暴君艾濟利諾和路易西安納的某個海盜都表現出同樣的特性。

拜倫搜尋英雄，並不是非限于東地中海各國和中世紀不可，因為給拿破崙加上一件浪漫主義的外衣是不難的。拿破崙對十九世紀時歐洲人的想像的影響深極了；克勞澤維茨、斯當達爾、海涅，費希特和尼采的思想，意大利愛國者的行動，都受到了他的精神感召。他的陰魂在整個時代昂首闊步，這唯一強大得可以起而反抗工業主義和商業貿易的力量，對和平論與經營商店傾注一陣嘲笑。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打算被除這個幽靈，但是勞而無功，因為這鬼怪從來也沒有比現在勢力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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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日江山」期間，拜倫公開表示他希望拿破崙勝利的心願，當他聽到滑鐵盧的敗績時，他說：「我真難過死了」。

只有一度他暫時對他的英雄感到了厭惡：那是在1814年，當時自殺（在他認為）要比退位來得體面。那時候，他從華盛頓的美德尋求安慰，但是拿破崙從埃爾巴島一回來，這種努力就不再需要了。當拜倫死的時候，在法國「許多報紙上講本世紀的兩大偉人拿破崙和拜倫几乎同時棄世了」。卡萊爾在當時認為拜倫是「歐洲最高尚的人士」，感覺他好像「喪失了一個弟兄」；他後來喜歡上歌德，但是仍舊把拜倫和拿破崙相提並論：

「對於你的那些高尚人士來說，以這種或那種地方語言發表某個這樣的藝術作品，几乎成了必需的事。因為正當地講，除了說這是你在跟惡魔堂堂正正開始交戰以前同它的爭論而外還是什麼呢？你的拜倫用詩和散文及大量其他東西發表了他的《喬治勛爵的悲傷》：你的波拿巴特以驚人的大氣派上演了他的歌劇《拿破崙的悲傷》；配的音樂是大炮齊鳴和滿世界的殺人叫喊；他的舞台照明就是漫天大火；他的韻律和宣敘調就是列成戰陣的軍士的步伐聲和陷落中的城市的聲響。」的確，再往後三章，卡萊爾發出斷然的號令：「合起你的‧拜‧倫，打開你的‧歌‧德」。但是拜倫是滲在他的血脈裡的，而歌德始終是一個志趣。

在卡萊爾看來，歌德和拜倫是對立人物；在阿爾夫雷‧德‧繆塞看來，他們是往快活的高盧靈魂中灌注憂鬱毒素這場罪惡勾當裡的同謀犯。那個時代的大多數法國青年似乎只是通過《維特的悲傷》（TheSorrows of Werther）認識歌德的，根本不認識奧林帕斯神式的歌德。繆塞責備拜倫沒有從亞得里亞海和貴丘裡伯爵夫人得到安慰——這話不對，因為他在認識她以後就不再寫《曼弗裡德》了。但是《唐璜》在法國和歌德的比較愉快的詩同樣少有人讀。儘管有繆塞的惡評，從那時以來大部分法國詩人一向以拜倫式的不幸作為他們吟詠的最好材料。

在繆塞看來，只是在拿破崙以後拜倫和歌德才算世紀的最大天才。繆塞生在1810年，是屬於他在一首關於法蘭西帝國的盛衰榮辱的敘事抒情詩裡形容的「concusentredeuxbatailles」（兩次戰役之間孕育的）那個世代的一人。在德國，對於拿破崙的感情比較分歧。有像海涅那樣的人，把他看成自由主義的強有力的傳播者，農奴制的破壞者，正統主義的仇敵，讓世襲小邦主發抖的人；也有一些人把他看作基督之敵，以高貴的德意志民族的破壞者自命的人，是一個徹底證明了條頓美德只有靠對法國的難消解的憎恨才能得到保全的不義之徒。俾斯麥完成了一個綜合：拿破崙總歸還是基督之敵，然而不是單單要憎惡的、而是應效法的基督之敵。尼采承認這個折衷，他懷着令人毛骨悚然他喜悅講古典的戰爭時代就要到來了，這恩惠不是法國大革命而是拿破崙給予我們的。就這樣，拜倫的遺產——民族主義、撒但主義和英雄崇拜，成了德意志精神複合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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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倫並不溫和，卻暴烈得像大雷雨一樣。他講盧梭的話，對他自己也用得上。他說盧梭是

在熾情上

投下魅惑、由苦惱

絞榨出滔滔雄辯者……

然而他知道

怎樣給瘋狂加上美裝，在錯誤的

行動思想上塗抹一層絶妙的色調。

但是這兩人之間有着深刻的區別。盧梭是感傷的，拜倫是熱狂的；盧梭的懦怯暴露在外表，拜倫的懦怯隱藏在內裡；盧梭讚賞美德，只要是純樸的美德，而拜倫讚賞罪惡，只要是霹靂雷火般的罪惡。這種區別雖然不過是反社會本能的反抗中兩個階段的區別，還是很重要的，它表現出運動正在發展的方向。

必須承認，拜倫的浪漫主義只有一半真誠。有時候，他會說波普的詩比他自己的詩好，但是這個意見多半也只是他在某種心情下的想法。世人向來一味要把拜倫簡單化，刪掉他的廣大無邊的絶望及對人類的明言輕蔑中的故作姿態的因素。拜倫和許多其他著名人物一樣，當作神話人物來看的他比真實的他重要。看作一個神話人物，特別在歐洲大陸上他的重要性大極了。

第二十四章

叔本華

叔本華（Schopenhauer，1788—1860）在哲學家當中有許多地方與眾不同。几乎所有其他的哲學家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樂觀主義者，而他卻是個悲觀主義者。他不像康德和黑格爾那樣是十足學院界的人，然而也不完全處在學院傳統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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