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方面迪舍納跟烏龜一樣爬，那方面內奧姆受到他的牽制，進行得更慢，人家不是忠實地把樣張隨印隨寄給他。他在迪舍納的行徑裡，也就是說在居伊的行徑裡（因為居伊代迪舍納印刷）發現他居心不良；他看人家不履行契約，就左一封、右一封地寫信向我訴苦，我自己一肚子苦都沒有辦法，對他就更愛莫能助了。內奧姆的朋友蓋蘭當時常跟我見面，不斷跟我談這部書，但始終持着最大的保留態度。他又知道又不知道這部書在法國印刷，他又知道又不知道主管官也插手其間。他為這部書行將給我帶來的麻煩向我表示同情，同時又彷彿怪我太不謹慎，而又絶不肯說出究竟不謹慎在哪裡。他一個勁兒繞着彎子說話，左遮右閃，似乎只是為了要套我的話才開口。我那時覺得自己太保險了，所以還笑他在這件事上所用的那種圓滑而神秘的口吻呢，認為那是一種從大臣和官僚那裡學來的癖性，因為他經常到他們的辦公室去。我自己認為這部作品在各方面都合乎規定，因而十分放心，同時又深信它不但獲得了主管官的同意與保護，甚至還值得受並且實際上也受到了主管部門的照顧，所以我暗自慶幸我有勇氣把事情做好，同時還笑我那些彷彿在為我擔憂的膽怯的朋友。杜克洛就是其中之一；我承認，如果我不那麼堅信作品本身的有益和它那些保護人的公正的話，我對他的正直與見識的信任是可能使我也跟他一樣驚慌起來的。正當《愛彌兒》在印刷的時候，他從巴伊先生家裡來看我，跟我談起這部書。我就把《薩瓦副主教信條錄》唸給他聽，他很安靜地聽了，似乎還很欣賞。我一讀完，他就對我說：「怎麼！公民！這就是在巴黎印的書裡的一部分？」「是呀，」我對他說，「人們簡直可以用國王的命令在盧佛宮裡印呢。」「我同意你這種想法，」他對我說，「但是請你照顧我一點，別告訴任何人說你曾把這篇文章讀給我聽過。」這種驚人的措詞使我愕然，卻並沒有使我驚慌。我知道杜克洛常跟馬勒賽爾卜先生見面，我很難設想他們兩個人怎麼在同一問題上所想的就那麼不同。

我住在蒙莫朗西已經四年多了，卻從來沒有過一天好的身體。雖然那裡空氣絶佳，水卻很壞，這很可能就是促使我那慣發的病痛日趨惡化的原因之一。快到一七六一年秋末的時候，我完全病倒了，整個冬天都在苦痛中度過，几乎就沒有一會兒輕鬆過。肉體上的痛苦被無數的憂慮加劇了，轉而又使這些憂慮在我的心上更加沉重。若干時以來，有些朦朧而陰暗的預感擾亂着我的心曲，卻又不知道為的是什麼。我收到一些相當離奇的匿名信，甚至還有些署名的信也同樣離奇。我收到巴黎議院一位參議員的一封信，他不滿現行的社會制度，預料後果絶不會好。請我指教他選擇一條退路，到日內瓦還是到瑞士，好讓他全家去退隱。我又收到某議院的司法院長某先生的一封信，他建議我為這個司法院——它當時與宮廷不和——草擬些備忘錄和諫書，願意為我提供所需的一切檔案和資料。我有病痛的時候總是容易發脾氣的。我收到這些信的時候脾氣就不好，所以在回信中也就發作起來了，乾脆拒絶了人家的要求。當然，我所引以自責的並不是這個拒絶本身，因為那些信可能都是我的敵人所佈置的陷階，而且人家所求於我的都是違反我絶對不願背棄的原則的，而是我原可婉言拒絶，卻粗聲厲氣地拒絶了，這就是我不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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