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通緝令就是信號，全歐洲都起來咒罵我了，其憤激之情，真是史無前例。所有雜誌，所有報紙，所有小冊子，都敲起了最可怕的警鐘。特別是法國人，這個民族本來是那麼溫和、有禮貌、豪邁，平時又那麼自負，能對不幸者顧大體、全大義，現在竟突然忘掉了他們最寵愛的那些美德；都爭着來打擊我，以辱罵的頻繁和猛烈來顯得高人一等。我成了一個反教分子、一個無神論者了，一個狂人、一個瘋子了，一頭猛獸、一隻豺狼了。接辦《特勒夫日報》的主編罵我患有狼人病，而其語無倫次倒恰好證明他自己患有狼人病。總之，簡直可以說，在巴黎，一個人隨便以什麼為題發表一篇文章，如果不插進幾句話來罵我，就怕以違警論罪。我對這種全體一致的憤恨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几乎認為所有的人都瘋了。真是怪事啊！《永久和平》的編者竟會挑起紛爭，《薩瓦副主教信條錄》的印行者竟會是反教分子，《新愛洛伊絲》的作者竟會是隻豺狼，《愛彌兒》的作者竟會是個狂人！我的上帝呀，如果我發表了《論精神》或類似的一部書，又該是什麼人了？然而，在起來反對《論精神》的作者的那場風暴中，社會大眾遠沒有把自己的呼聲跟迫害者的呼聲聯合起來，相反，他們卻以對作者的極口稱讚為他出了氣。我請大家把他的書和我的著作比一比，再把這些書所受到的不同對待，兩個作者在歐洲各國所受到的不同待遇也比一比；請大家對這種種不同找出些能使通情達理的人感到滿意的理由來吧。我所要求的不過如此，其餘的我什麼也不說了。

我在依弗東的日子過得很好，所以在羅甘先生和他的全家熱烈要求之下我決定就在那裡待下去。本城大法官莫瓦利·德·讓讓先生又以其隆情厚誼鼓勵我留在他的治下。上校家裡有一座小樓，在庭院與花園之間，他敦促我就在那裡住下。他的情意至為懇切，所以我接受了；於是他立刻就忙着佈置傢具，安排我的小家庭所需要的一切。羅甘本人是包圍我最慇勤的人之一，整天不離開我。我對這樣多的愛撫，始終是心中知感的，但是有時也感到相當麻煩。我搬家的日子已經定了，我又寫了信給戴萊絲，叫她來跟我相會，這時我突然聽說，伯爾尼邦掀起了一場反對我的風暴，據說是那些虔誠的教徒搞起來的，但我始終沒能識透它最初的原因。參議院不知是受了誰的鼓動，似乎不願意讓我在隱遁中得到安寧。法官先生第一次得到這種騷動的消息，就寫信給好幾位政府成員，為我關說，責備他們不該採取盲目的不寬容態度，說他們把那麼多的匪徒都還收留在他們的治下，而對一個受壓迫的才智之士卻反而拒絶收容，未免可恥。據某些機靈的人推測，他責備得那麼強烈，反而招惱了那班人，並沒有起什麼緩和作用。姑不論這種推測對不對吧，反正他的信譽和辯才都沒能擋住那一着。他一聽說有命令要向我下達，便趕前通知了我；我為著不坐待命令的到達，決定第二天就動身。難的是不知道該往哪裡跑。眼前日內瓦和法國都對我關門了，我預料到在這件事情上每個國家看到鄰邦的做法都會趕緊倣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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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瓦·德·拉·杜爾夫人建議我住到一所傢具齊全的空房子裡去，這是他兒子的房子，在訥沙泰爾邦的特拉維爾山谷中的莫蒂埃村，只要翻過一座山就到了。這份盛情來得特別合適，因為在普魯士國王治下的各邦裡，我會自然而然地得到庇護，免遭迫害的，至少，宗教在那裡不大會成為藉口。但是我心裡有個難處，卻又不便說出，很使我有遲疑的必要。我生來就熱愛公理，這種熱愛一直燃燒着我的心靈，再加上我對法國又暗中傾慕，所以我對普魯士國王有一種厭惡之情，我覺得他以他那些處世原則和所作所為，把對自然法則和對人類義務的任何尊嚴都放在腳下踐踏盡了。在我當初裝飾蒙莫朗西碉樓的那些配了框的版畫之中，就有這位國王的一幅肖像，像下我寫了一首雙行詩，末句是：

「他思想是哲學家，而行為則是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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