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不明白為什麼要扯到哲學上去，」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說，那口吻在列文聽來好像是簡直不承認他弟弟有談論哲學的資格。這可把列文激怒了。
「那麼我告訴你吧，」他激昂地說。「我以為我們一切行動的動力終究是個人的利益。我作為一個貴族，在現在的地方制度裡面看不出有什麼東西可以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沒有改善，而且也不會改善；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我的馬也可以載着我奔跑。我不需要醫生和醫療所；我也不需要治安官，我決不求助於他，也決不會求助於他。學校對於我不僅沒有好處，反而有害，就像我剛纔對你說的。在我看來，地方制度只增加了我一些義務：每畝地繳納十八個戈比，坐車進城，和臭蟲同床而眠，聽各種胡言亂語、不堪入耳的話，而個人利益決不會誘使我去做這些事情。」
「對不起，」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含着微笑插嘴說，「個人利益並沒有誘使我們為農奴解放而努力，但是我們卻為這個努力過。」
「不！」康斯坦丁·列文更激昂地說。「農奴解放是另外一回事。那也摻雜着個人利益。我們都渴望擺脫壓迫所有我們這些善良人的那種束縛。但是做市議員，討論需要多少清道伕，以及在我不居住的城市裡應當如何敷設下水道；做陪審官，審訊一個偷了一塊醃豬肉的農民，一連六個鐘頭聽辯護人和原告的各種胡言亂語，裁判長審問那老傻瓜阿廖什卡，『被告，你承認偷醃豬肉的事實嗎？』『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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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列文說得忘乎所以了，開始摹擬着裁判長和傻瓜阿廖什卡的模樣；在他看來這些話都說得很中肯。
但是謝爾蓋·伊萬諾維奇聳了聳肩膀。
「哦，那麼你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意思只是說和就……和我個人利益有關的權利，我無論何時都會用全力保衛的；當他們搜查我們學生，警察檢查我們的信件的時候，我甘願竭盡全力來保衛這些權利，保衛我受教育和自由行動的權利。兵役的義務，那是關係我的兒女、兄弟和我自己命運的，我是瞭解的；凡和我有關係的事情我都願意加以考慮；但是要我考慮怎樣分配縣議會的四萬盧布，或者要我審判傻瓜阿廖什卡——我可就不明白，而且也做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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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列文好像言語的水閘決了口一樣滔滔不絶地談着。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微笑了。
「但是也許明天就要輪到你受審訊；難道在舊刑事裁判所受審訊更合你的口味嗎？」
「我不會受到審訊。我不謀殺人所以沒有那樣做的必要。哦，我告訴你吧，」他繼續說，又離題了。「我們的地方自治制度和所有這類設施——正如三一節①我們插在地上的樺樹枝，看上去好像是天然生長在歐洲的真正樺樹林一樣，但我可不能熱心給這些樺樹枝澆水，也不能相信這些樹枝。」
①三一節，耶穌復活節後的第八個星期日。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只聳聳肩，以此表示他很詫異，怎麼一下子又把樺樹枝扯進他們的辯論裡來，雖然實際上他立刻聽懂了他弟弟的意思。
「對不起，你也知道這樣辯論是不成的啊，」他批評道。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想為他對公益事業缺少熱心的缺點辯護，這個缺點，他自己也知道的，他繼續說下去：「我想，」他說，「任何一種活動，如果不建立在個人利益上，恐怕都是不能持久的，這是普遍的真理，哲學的真理，」他說，用斷然的語調重複着哲學的這個字眼，好像表示他和任何人一樣有談論哲學的資格。
謝爾蓋·伊萬諾維奇又微笑了。「他也有一套合乎他自己口味的哲學呢，」他想。
「哦，你還是不要談哲學吧，」他說。「自古以來哲學的主要問題就在於發現存在於個人和社會利益之間的不可缺少的聯繫。但是問題還不在這裡。問題在於我不能不對你的比喻加以糾正。樺樹不是插上的，有的是播種的，有的是栽植的，而且必須細心保護。只有認識到在他們的制度裡什麼東西是重要的，有意義的，並懂得如何重視這些東西的民族才有前途——只有那樣的民族才真正配稱為有歷史意義的民族。」
這樣，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把話題引入了康斯坦丁·列文不懂得的哲學史的範疇，一一指出他的見解的錯誤。
「至於你不喜歡公益事業，我說句不客氣的話，那全是我們俄國人的懶惰和舊農奴主的習氣，我相信這在你不過是一時的錯誤，很快就會改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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