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一旦開始，便會沿著它內在的趨勢向著各個可能的方向發展。除了《紅色哈佛》，公司另一個最大的客戶是許多非政府組織，他們需要把其所做的關於健康、家庭或工作情況的調查數據數字化。於是第一批被僱傭的一些柬埔寨打字員離開了Digital Divide Data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為那些做調查的非政府組織設計數據庫。為什麼？因為當這些工人為Digital Divide Data 工作時，他們不斷地接到非政府組織對資料數字化的需求。然而，由於這些組織沒有提前做好充足的準備工作，沒有把他們的資料進行標準化處理，所以工人們無法高效地完成錄入任務。於是工人們意識到，如果移動到這項工作的上游，它們可以得到更多的報酬，為非政府組織收集的資料設計標準化格式。標準化格式使調查資料更加容易被數字化，錄入成本相應降低，同時還便於在錄入時進行校對和操作。這些工人開辦了自己的公司並把業務做到了柬埔寨之外。
赫肯斯汀說，在柬埔寨所做的工作沒有一件來自美國。這種基本的數據錄入工作在很久以前曾被轉移到印度和加勒比海地區，也許還有別的地區，但肯定不包括柬埔寨。目前柬埔寨所做的工作是從上述地區再次轉移過來的。對柬埔寨而言，所有這些變化僅僅發生在最近兩年，放在10年前，這簡直是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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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肯斯汀說，「我的合夥人是個柬埔寨人，」「他叫索皮，一直生活在泰柬邊境的難民營裡，直到1992年，當時我在哈佛上大學，我們天各一方。當聯合國在柬埔寨促成和平協議後，索皮用了10天時間走回了自己的村莊。現在，他生活在金邊，管理著Digital Divide Data 的工作間。」赫肯斯汀說他們每天晚上通過在線即時信息工具進行聯繫，在為世界各地的公司和人們提供服務方面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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