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方面在瞭解張、楊和中共都無意加害蔣介石而希望和平解決這次事變的態度後，相繼委派宋子文、宋美齡到西安談判，張、楊與周恩來共同參加，最後達成一致抗日的協議。蔣介石在會見周恩來時，當面表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在這種情況下，決定放還蔣介石。張學良還親自送蔣回寧。
後來他在口述歷史中說：「當時的考慮是，我親自送他回去，也有討債的意思，使他答應我們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壓一壓南京親日派的氣焰，使他們不好講什麼乖話。」從爾後的實際看，應該承認這個目的是達到了：一方面，它加重了蔣氏對既成協議的反悔難度，提升了宋氏兄妹作為證人良心上的壓力；另方面，由於他一身包攬了全部責任，從而消弭了內戰爆發的種種藉口。正如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澤東對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所說的：「如果沒有張漢卿先生送蔣回南京一舉，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
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必將給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中國由此也許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的損害。」 張學良將軍置個人生死、安危于不顧，毅然決然作出這種「以身飼虎」的重大抉擇，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當時以至後日，每當提起，國人在無限景仰之餘，都為他的慘痛遭遇，深深痛惜。
這一年的歲尾，中國大地上接連出現幾起爆炸式新聞：12‧12，華清池捉蔣，震驚世界；12‧25，張學良送蔣回南京，世界再次震驚。歲序迭更，時間老人換崗，中國政治舞台上兩大主角蔣介石、張學良也互換了角色：先是蔣在西安成了階下囚，後是張在南京成為階下囚；先是張扣蔣十三天，後是蔣扣張五十四年。一個人進了囚籠，四億五千萬人走上抗日戰場。海外的著名史學家唐德剛評論說：「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張學良什麼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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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把他一關，關出了個中國的哈姆雷特。愛國的人很多，多少人還犧牲了生命，但張學良成了愛國的代表，名垂千古。」「張學良政治生涯中最後一記殺手鐧的西安事變，簡直扭轉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只此一項，已足千古，其它各項就不必多提了。
」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再次驗證了恩格斯關於歷史發展是合力作用的論斷。恩格斯于一八九〇年致約‧布洛赫的信中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產生出一個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的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產物。
」當然，在眾多合力中有主導與輔助之分。此次事變得以和平解決，達到預期效果，最關鍵的人物是張學良和周恩來；而楊虎城、宋氏兄妹，還有端納，都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他們出發點並不相同，但共同構成了歷史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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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像張學良這樣，由於一個頂頭上司的專制，竟然被監禁了五十四年，翻檢世界歷史亦不多見。現在我們就來研究：為什麼蔣介石就是不放張學良？
一九三七年一月，東北軍、西北軍共同致電蔣介石，要求給予張學良帶兵的自由。蔣說，他自己要求讀書，我怎麼辦？同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東北軍將領再次提出把上陣殺敵的自由還給張學良，蔣仍置之不理。一九四六年一月，全國政協會上，委員呼籲還給張學良自由，蔣介石讓邵力子出來代他講話，說「張的問題不是國法問題，而是家法問題，你們不要管」。同年十月，張學良請託前來探望他的張治中在蔣面前代為說情，結果，蔣斷然下令：今後任何人見張，都要經他親自批准。
一九四九年一月，蔣被迫下野，于右任提出，為了增加與中共談判的籌碼，趕快放出張、楊。蔣冷冷地說，找李宗仁去。李宗仁還真答應了，當即給參謀總長顧祝同拍電報，要他落實。顧瞭解蔣的用心，便推脫說，這要由台灣省主席陳誠和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張群來辦。
於是，李宗仁派程思遠去台協商。陳誠說，蔣先生的事，他不便插手。而私下裡，蔣指令把張學良秘密轉移。程思遠無功而返。
同年年底，蔣親下手諭：要嚴格審查張學良寄出的信件，這就把通訊自由也剝奪了。
在長期拘禁生涯中，張學良自己也曾多次上書求赦。無奈，熱面孔貼在冷屁股上，回回都是「竹籃提水」。一九五六年，鐵窗生涯熬過了二十個春秋，覊身台灣孤島也已整整十年。又正趕上老蔣七十壽誕，張學良抱著很大希望，把一隻珍貴的手錶作為禮物奉上，意在提醒老蔣，已經到了釋放之期。
蔣介石自然解得其中寓意，但依舊未予理會。也有傳說，蔣還贈一雙拖鞋、一隻手杖，意思是，一拖到底，直到老死。悵惘中，張學良寫下一首《夏日井上溫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惱的心境：「落日西沉盼晚晴，黑雲片起月難明。枕中不寐尋詩句，誤把溪聲當雨聲。
」
直到臨死那天，蔣介石還囑咐蔣經國：「不要放虎歸山。」他把張學良當作猛虎看待了。有一次，史學家唐德剛問張學良：「漢公，為什麼蔣先生不放你？」張說：「張岳公張群曾告訴我，他說，你是個寶貝，誰把你抓住，對誰就有用。你明白這句話嗎？那意思就是怕共產黨抓住我，怕我跑到共產黨那邊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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