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他很不願意接談，但逼得緊了，有時也說一些。記者問得最多的，是在幾十年後他對西安事變怎麼看。他說：「我相信中國一定要統一，要槍口對外，不要再打內戰了。這是我的一貫信仰，從東北易幟到西安事變都是如此。
」「我做的事我負責，沒有什麼後悔的。別說軟禁五十年，槍斃了，我都不在乎。」
壽命長，閲歷就豐富，在一個多世紀的生命歷程中，他既有過鮮花着錦、烈火烹油的崢嶸歲月，也苦捱過長達兩萬日夜的鐵窗生涯，在神州大陸，在孤島台灣，光是囚禁地就換了十五六處。他雖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卻把身旁的許許多多政治人物——就中也包括那個囚禁他的獨裁者及其兩代兒孫——先後送進了墳墓。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他就陸續不斷地參加追悼會，這裡面有許多當年在他統領下的在台東北軍將領。
長壽，當然是好事，是一種機緣，但也是一種嚴峻的挑戰。歷史上，就有許多人沒能過好這一關。八百多年前，白居易寫過這樣的詩句：「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大漢奸汪精衛的頭上也曾罩過「革命志士」的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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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在刺殺攝政王時僥倖而死，後來也就不致戴着「大漢奸」的帽子遺臭萬年了。
為了說清楚這種「既是機遇，又是挑戰」的道理，我們不妨設想——
如果二十歲之前，張學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過是一個「瀟灑美少年」，紙醉金迷的紈
絝子弟；可是，他活過來了，後來獲得多次建功立業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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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三十歲之前，他不是顧全大局，堅持東北易幟，服從中央統一指揮，而是野心膨脹，迷戀名位，為日本人所收買，穩當「東北王」那樣的傀儡，或者像他父親所期待的，成為現代的「李世民」，那在紅極一時的背後，正有一頂特大號的「漢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四十歲之前，他沒有發動西安事變，而是甘當蔣介石剿共、「安內」的鷹犬，肯定不會有任何功業可言，即使僥倖得手，最終也難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場。
如果五十歲之前，他在覊押途中遭遇戰亂風險，被特務、看守幹掉；或者在台灣「二‧二八」起義中，死於營救與劫持的「拉鋸戰」，國人自然不會忘記這位彪炳千秋的楊虎城一樣的烈士，但卻少了世紀老人那份絶古空今的眩目異采和生命張力。
如果百歲之前，他在口述歷史或者各類談話中，幡然失悔，否定過去，那麼，「金剛倒地一灘泥」，他的種種作為也就成了名副其實的一場閙劇。事實上，出於各種心態與需求，正有不少「看客」靜候在那裡，等着看他的「好戲」，看他以何種方式、何種態度、何種內涵作最後的交代。面對記者的問詢，老將軍一如既往，鎮定而平靜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還會做西安事變之事。」英雄無悔，終始如一，從而進一步成就了張學良的偉大，使他為自己的壯麗一生划上了圓滿的句號。
四
說說張學良的精神風貌與人格魅力。
小時候，張學良的塾師曾向大帥說過，長大之後，這孩子篤定是副牛脾氣、虎性子。根據是，他出生於辛丑年，次歲為壬寅；還考慮到遺傳基因和家庭影響，所謂「將門虎子」；又兼俗諺有「三歲看大，七歲至老」的說法，為牛為虎，從小就能看出。種種解釋未盡科學，不過，私塾先生還是「言中」了。在張學良身上，始終有一種磅礴、噴湧的豪氣在。
他有個口頭禪：「死有什麼了不得的？無非是搬個家罷了！」還說：「我可以把天捅個大窟窿。你叫我捅一個，我非得捅兩個不可。」這樣，有時也不免粗狂，孟浪。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蕩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瀾，有聲，有色，有光，有熱，極具個性化色彩，生發出強大的張力。
他的精神世界總是在放縱着，衝決着，超越着。他特別看重人格，操守。任俠好義，敢做敢當，輕死生，重然諾，這饒有古風的價值觀，支配了他整個一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寇實施滅絶人性的大屠殺。蘇、皖一綫，散兵敗將顛撲道途。那些日子，張學良以「刑徒」身分被押解着，雜在狼奔豕突的人群中，常常被認作從前線敗退下來的長官，整天遭人唾罵。大辱甚于死。
使命感、愧疚情交織在一起，憋得他兩眼通紅，嗓子冒煙，眼看胸膛就要炸裂開來。好歹捱到了湖南郴州，在蘇仙觀住下。懷着滿腔悲憤，他操起一支大筆，蘸上淋漓的濃墨，在粉牆上寫下「恨天低，大鵬有翅愁難展」十個大字，怒吼一聲，響震山谷。隨後又一個箭步，奪過身邊衛士的手槍，對著迎面的老桂樹連連扣動扳機，直到子彈射光，才拂袖而去。
由統領千軍萬馬，叱吒風雲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轉眼之間，就淪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隨時可能被殺頭的階下囚，任誰能夠忍受得了？更哪堪，日夜渴望着上陣殺敵，卻身陷樊籠，報國無門，壯志難酬，英雄沒有用武之地。的的確確，鬱積在他胸中的激憤太深、太多、太久了。那種情態讓人聯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鐵籠子裡，咆哮啊，暴跳啊，瘋狂啊，直到破頭流血，當一切拚搏都是枉然，最後只好頽然臥下，淒涼地滴下兩行清淚。
這種椎心剌骨的心境，少帥在日記中也作過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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