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讓他可敬卻損害了他的可親可愛。一般而言，隱士是使生活道德化，而陶淵明卻努力使自己的生活藝術化。道德化的生活指向崇高，藝術化的生活指向美與和諧；道德化的生活指向無，是一種否定式的生活，而藝術化的生活指向有，是一種肯定式的生活，我們看陶淵明的生活：人有屋廬，鳥有樹枝，人歡鳥欣，酒香蔬美。又，道德化的生活指向「敬」與「怒」，藝術化的生活指向「愛」與「樂」：陶淵明豈止愛這八九間的草廬，他愛他觸目所見的一切，他豈止聽到了鳥的啁啾，他甚至一邊讀書，一邊聽到了他耕種過的地方莊稼萌葉拔節的聲音。
有春酒，有園蔬，微風來，好雨俱，而《周王傳》《山海圖》又把靈魂帶到那遙遠而神奇的地方，讓他作一回美妙的精神之旅，不樂復何如！
他一連用了「欣」「愛」「歡」「樂」這樣明白無誤的詞，來表達他從內心中情不自禁地湧現出來愉快。他不僅屏絶道德說教，「既耕亦已種」——生活中功利的一面也一筆帶過，現在他要在這鳥鳴成韻綠蔭覆蓋的北窗之下讀書了，而他的讀書，也是他一貫的方式：泛覽，流觀，心無芥蒂，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好在，他還沒有忘記作詩，為我們留下這千古一快！
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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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
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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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個「託身得所，千載不違」！他曾如一隻失群獨飛的鳥，現在終於找到了庇蔭之地：田園。除了詩歌外，他還在《歸去來兮辭》、《與子儼等疏》等等散文類作品中，詳細而津津樂道地描寫了自己田園生活的樂趣與稱意，他對他的生活給予了由衷的讚美。陶淵明顯然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隱士，但他是第一個把隱居生活寫得如此美好，如此充滿魅力的。他以前的隱士們似乎在追求艱苦的生活，並樂意于向人們展示他們的艱苦生活，以便顯示自己道德的崇高。
陶淵明不想向人們作任何表示，這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只求自己滿意。如果不違背道德，我們可能不需要特別地委屈一下自己來向道德獻媚，實際上，我們過分的、矯情的，違背人性的苦行，對道德而言，實在是不必要的。我們高高興興快快活活地活着，有什麼不對嗎？陶淵明就這樣給我們活出了一個樣兒。對了，他最先影響我們民族的，是他的這種生活方式，生活姿態，以及他樂觀而從容的心態，然後才是他的詩藝。
而他詩的魅力則可能正是得之於他生活的魅力與心靈的魅力，三者密不可分。欣賞他的詩，實際上就是在欣賞他的生活，欣賞他這個人。我們的歷史，甚至可以沒有他的詩歌藝術，但卻不能沒有他這個人。他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精品。
人們最先注意他，就是他這個人，而不是別的。沈約的《宋書》把他歸入《隱逸傳》，蕭統喜歡他，是因為他的懷抱「曠而且真」，直到唐代房玄齡等著的《晉書》，他仍在《隱逸傳》。對這一點，文學史家常常憤憤不平，但我以為，對陶淵明而言，他的人格魅力確實在他的詩歌魅力之先，如果不是更大的話。而他作品中的很多精采篇章，可以看成是田園生活的廣告。
田園生活之樂趣，經他闡發，更是深入人心。雖然他同時代的人都為人生的病態的華艷所障目而不能追隨他，但至唐宋，尤其是宋代，在那樣一種沉靜的文化氛圍中，蘇東坡等人確實是從陶淵明那裡得到一種眼光與視角，然後再去尋覓自然之美，體味平淡生活的真味的。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然與與田園，就是陶淵明式的。陶淵明以他的心靈之光照亮了田園，而田園即著陶之色彩。
陶淵明是對比的大師。他的田園就是對比官場的。很多人批評他美化田園，但他美化田園不是為了反襯官場的醜污嗎？而且也是他的自我安慰：在這污濁的世界上，生命簡直找不到一塊潔淨而寧靜的安恬之處。正如他說的「勁風無榮木」——世道的蕭瑟秋風颳走了人生的綠葉，我們的靈魂無處蔽蔭。
但「此蔭獨不衰」——田園給了他最後的安頓。於是他甚至不惜自欺欺人一般地美化田園。他不美化田園他簡直無法平靜自己的內心，他美化田園就是說服自己：人間尚有可居之處。當他後來陷入極度貧困，田園生活艱辛的一面呈現給他時，他也不禁慨嘆「生實艱難，死如之何！」這時，他就眺望着他的南山上的「舊宅」了：
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他死後可能即葬于此「舊宅」中，那可能是他家族的墓地吧。據說現在那兒還有他的墓。
在一個專制社會裡，在一個權力肆虐而秩序混亂的社會裡，一個人要正派地生活確實是比較艱難的，他真的必須有陶淵明式的堅定堅韌與對苦難的容忍。在這個意義上，追求生活的自然適性的陶淵明，出乎意料地又成了道德的模範。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中對退隱生活的道德褒獎，其另一面，即隱含着對專制體制的道德貶低，這可能是文化本性對專制體制的一種天然敵意。陶淵明無意中表現了這種敵意而體現了文化人的公意，於是大家一致推崇他為道德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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