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23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23，共298。
清朝統治者把理學當作一種招納士人的手段。由於士人習慣上是中國的統治階級，控制了他們就能控制住人民。要求向所有臣民宣講的康熙欽定《十六條上諭》中充滿了忠、順、敬、德、禮等儒家觀念。按清朝統治者的想法，如果所有人都遵循這些箴言及士大夫們能為國家中的其它人樹立榜樣，那麼，政府就能做好它的事情了。
康熙特別推崇宋朝哲人朱熹對儒家經典所作的四平八穩而又合乎體統的註釋。科舉考試中出自「四書五經」的每一個問題和答案，都須符合朱熹的詮釋；康熙盛讚朱熹的註釋乃「千百年絶學之集大成，能開愚孺之心智，建萬代之真諦」。
西方一般稱理學為「新儒學」，是一種融儒家、佛教和道教諸因素于一體的調和論哲學，而且提供了一套維護舊儒家倫理秩序的形而上學體系。宋朝學者鼓吹一種理和氣的二元概念，按這個學派的說法，世間萬物都有其所以然的理，故一木一草之微亦各有理。萬物之理皆同出一源，雖然因所居之位不同而其理之用(氣)不一，如「仁」的概念，為君須仁，為臣則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故「仁」之理只有一個，但「仁」之用(即其「氣」)卻有許多。
朱熹將理學思想綜合成一套系統的哲學學派，並將理的全體稱為太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為太極。」18關於理和氣的二元概念，他稱理為「生物之本」，氣為「生物之具」，二者不可分開各在一處，更無相互衝突，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很顯然，儘管朱熹提出理和氣的二元概念，但他卻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宣揚事物的二元性。
宋代理學家雖有形而上學的傾向，卻並未忽視儒家的實踐性方面。他們把理看作是必須遵守的道德法則，並聲稱可通過「格物」(探究事物的本質)和談史習經來「窮理」(認識掌握「理」)。他們進而激勵士人應努力去實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即使在抽象地討論「理」的時候，他們也強調讀書和格物的重要性
這兩者都需要人去身體力行。
然而，理學吸引其信徒的地方主要是它那新穎的、具有啟發性的形而上學方面，而非其實踐性方面。
理學最終變得空疏化了。當這個學派進入明代(1368-1643年)後，理學家們固執地堅持作抽象探討和形而上學爭辯的總體傾向。儒家的實踐性方面被忽略了，古典經籍被束之高閣。學者們陷入對「心」和「性」作窮根究底的誇誇其談，而不去強調讀書的必要性。
哲學家王陽明(1472-1529年)起而建立自己的「心學」體系來反抗朱熹的理學。王陽明受到了佛教禪宗和宋代哲學家陸象山(1139-1193年)的影響，陸象山認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萬物森然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王陽明覺得「心即宇宙」的思想非常合乎自己的口味，他進而聲稱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便能知善知惡。由此發展出了王陽明的「良知」論，這種理論稱天地萬物皆有一體之仁，人只需「發明本心」以致「良知」。
這樣，王陽明就以強調通過靜處體悟和切己自反而獲得的良知之本性來取代了朱熹的「格物致理」。但是，應該指出，即使是王陽明也並不忽視「行」(實踐活動)的意義。作為天地萬物之主的心必須「恆有所動」，也即必須積極介入人類事務。孝道的良知不是致良知的目的；而是要促使人向父母盡孝。
因此知行合一非常重要：「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可以通過自律和自修獲得。19
儘管王陽明強調「行」的重要性，他的哲學卻進一步加強而非削弱了朝向形而上學探討的總趨勢。士子把讀書當作一種可憎可惡之事，因此扔掉了書本而沉湎于毫無目標的抽象對話。王陽明後世的信徒將他的教誨歪曲到宣稱酒色財慾無礙於心智啟蒙的地步，淫樂無度和酗酒如命被稱讚為「良知」的自由發揮。信徒為了能躋身官場，竟向宮中太監諂媚邀寵，當社會和道德行為降到如此低點時，這個學派的反擊必然要興起了。
江蘇無錫東林書院一批嚴肅的學者，試圖通過把注意力從抽象拉回現實、從個人反思拉回到從事公共事務，來扭轉思想界不負責任和道德淪落的潮流。在他們的「道德討伐」中，對政治腐敗發動了一場堂堂正正的抨擊，不幸的是，這場抨擊運動致使他們在政治上遭到大太監魏忠賢的毒手摧殘；但他們至少喚起了學者對公共事務的興趣。20
清初的大儒們強烈地反對明代的士人，並且認為這些人應對晚明的世風日下、道德淪落及明朝的最終滅亡負責。大儒召喚士人擺脫宋明學派加諸他們身上的束縛，直接從古代經典中探求真諦，並且鼓吹經世致用和端正學風有其自身現實的目標：即造就一種將有利於推翻滿清統治的健康學術氛圍。
江蘇崑山的顧炎武(1613-1682年)是第一個向明朝頽廢的學術傾向發起猛烈抨擊的人。他指責王陽明拋卻經史，也不關心社會，糾集門徒言「心」言「性」。他痛斥王陽明的弟子是一些「拾人牙慧以藏其拙之不學之徒」，譏諷明代士子的著作「無非盜竊而已」。他批評「良知」論實乃混亂無序之根源。
應該注意的是，顧炎武並沒有直接批評朱熹和程氏兄弟，因為他對這幾位學者鼓勵讀書並提倡格物致理的做法仍高度讚賞。21
顧炎武遍游華北地區，並研究地理、邊防、農耕和經商等方面的實際問題。他的十數部著作中，最有影響的是《日知錄》，這是一本筆記體裁的著作，是他畢生治學的結晶。
康熙特別推崇宋朝哲人朱熹對儒家經典所作的四平八穩而又合乎體統的註釋。科舉考試中出自「四書五經」的每一個問題和答案，都須符合朱熹的詮釋；康熙盛讚朱熹的註釋乃「千百年絶學之集大成，能開愚孺之心智，建萬代之真諦」。
西方一般稱理學為「新儒學」，是一種融儒家、佛教和道教諸因素于一體的調和論哲學，而且提供了一套維護舊儒家倫理秩序的形而上學體系。宋朝學者鼓吹一種理和氣的二元概念，按這個學派的說法，世間萬物都有其所以然的理，故一木一草之微亦各有理。萬物之理皆同出一源，雖然因所居之位不同而其理之用(氣)不一，如「仁」的概念，為君須仁，為臣則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故「仁」之理只有一個，但「仁」之用(即其「氣」)卻有許多。
朱熹將理學思想綜合成一套系統的哲學學派，並將理的全體稱為太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為太極。」18關於理和氣的二元概念，他稱理為「生物之本」，氣為「生物之具」，二者不可分開各在一處，更無相互衝突，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很顯然，儘管朱熹提出理和氣的二元概念，但他卻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宣揚事物的二元性。
這兩者都需要人去身體力行。
然而，理學吸引其信徒的地方主要是它那新穎的、具有啟發性的形而上學方面，而非其實踐性方面。
哲學家王陽明(1472-1529年)起而建立自己的「心學」體系來反抗朱熹的理學。王陽明受到了佛教禪宗和宋代哲學家陸象山(1139-1193年)的影響，陸象山認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萬物森然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王陽明覺得「心即宇宙」的思想非常合乎自己的口味，他進而聲稱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便能知善知惡。由此發展出了王陽明的「良知」論，這種理論稱天地萬物皆有一體之仁，人只需「發明本心」以致「良知」。
這樣，王陽明就以強調通過靜處體悟和切己自反而獲得的良知之本性來取代了朱熹的「格物致理」。但是，應該指出，即使是王陽明也並不忽視「行」(實踐活動)的意義。作為天地萬物之主的心必須「恆有所動」，也即必須積極介入人類事務。孝道的良知不是致良知的目的；而是要促使人向父母盡孝。
因此知行合一非常重要：「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可以通過自律和自修獲得。19
儘管王陽明強調「行」的重要性，他的哲學卻進一步加強而非削弱了朝向形而上學探討的總趨勢。士子把讀書當作一種可憎可惡之事，因此扔掉了書本而沉湎于毫無目標的抽象對話。王陽明後世的信徒將他的教誨歪曲到宣稱酒色財慾無礙於心智啟蒙的地步，淫樂無度和酗酒如命被稱讚為「良知」的自由發揮。信徒為了能躋身官場，竟向宮中太監諂媚邀寵，當社會和道德行為降到如此低點時，這個學派的反擊必然要興起了。
江蘇無錫東林書院一批嚴肅的學者，試圖通過把注意力從抽象拉回現實、從個人反思拉回到從事公共事務，來扭轉思想界不負責任和道德淪落的潮流。在他們的「道德討伐」中，對政治腐敗發動了一場堂堂正正的抨擊，不幸的是，這場抨擊運動致使他們在政治上遭到大太監魏忠賢的毒手摧殘；但他們至少喚起了學者對公共事務的興趣。20
清初的大儒們強烈地反對明代的士人，並且認為這些人應對晚明的世風日下、道德淪落及明朝的最終滅亡負責。大儒召喚士人擺脫宋明學派加諸他們身上的束縛，直接從古代經典中探求真諦，並且鼓吹經世致用和端正學風有其自身現實的目標：即造就一種將有利於推翻滿清統治的健康學術氛圍。
江蘇崑山的顧炎武(1613-1682年)是第一個向明朝頽廢的學術傾向發起猛烈抨擊的人。他指責王陽明拋卻經史，也不關心社會，糾集門徒言「心」言「性」。他痛斥王陽明的弟子是一些「拾人牙慧以藏其拙之不學之徒」，譏諷明代士子的著作「無非盜竊而已」。他批評「良知」論實乃混亂無序之根源。
應該注意的是，顧炎武並沒有直接批評朱熹和程氏兄弟，因為他對這幾位學者鼓勵讀書並提倡格物致理的做法仍高度讚賞。21
顧炎武遍游華北地區，並研究地理、邊防、農耕和經商等方面的實際問題。他的十數部著作中，最有影響的是《日知錄》，這是一本筆記體裁的著作，是他畢生治學的結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