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對清代學術的主要貢獻，是建立了一套革命性的研究方法，它有以下三個顯着特點：(l)原創性：顧炎武在《日知錄》序中寫道：「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顧炎武的著述中確實不含一丁點借用他人的東西。(2)致用性：正如孔子刪述六經救民于水火之心一樣，顧炎武決心做到「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他強調將學問與世事緊密相聯的致用性，與明代士人脫離社會現實高談闊論的習性形成鮮明對照。
(3)詳徵博引：顧炎武在未透徹考究每個事實並找到印證之堅實依據前，決不隨意下結論。這樣，他的著作中註釋繁多，論述深刻，廣博而又前後呼應。他極重視原始數據和第二手數據的證據，二者俱無時才退而求其次。他的研究方法接近現代歷史考證的標準。
22
由於顧炎武對明代學術思潮廣泛的批判和對一種新的研究方法的建設性發明，因此被尊為「清學」的奠基人。正是在他開創性努力的基礎上，發展起了一種新的「樸學」和考證學。

---

另一個重要的人物是王夫之(1619-1692年)，他對人欲與天理的關係發表了非常深邃的見解：「天理寓於人欲，無人欲則天理不可得見。」或可稱為清代最偉大的學者和思想家的戴震(1724-1777年)，也是根據王夫之的這條思路，日後提出了他著名的「人欲論」。
王夫之關於歷史和政治的觀念顯得非常現代化，並令人耳目一新。他否認超自然力量、氣數、天命或運氣能影響歷史進程，並大膽地提出了一種進化論和漸進論的觀點，認為歷史是朝着一個有序的方向不斷地展現自己，而這個有序的進程必然地影響此後的歷史時期，但卻不能影響此前的時期。人們在處理當代事務時，毋需恢復古代的制度和措施，因為每個時代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和需要。這種社會持續進步的觀點與傳統的歷史循環論截然相對，歷史循環論聲稱大治之後必有大亂，大亂之後亦必有大治云云。
王夫之被稱為唯物主義者，是因為他相信在經濟繁榮的條件下最能取得進步。他倡導生活的安寧和基本需求的滿足、開發自然資源、鼓勵國內和對外貿易。國家應視人民的幸福為其主要職責，而且它應屬於人民而不屬於任何英雄或任何王朝，更不用說是屬於一個外來王朝了。異族統治中國是全然不可容忍也是非法的，漢族人可理所當然地欺壓或殺戮蠻夷。

---

由於王夫之豐富的著作中包含民族義和反滿色彩，所以在兩百年時間裡一直沒有出版。直到十九世紀末，改良派和革命派分子才公開散髮這些著作。
清初的這些大家
從顧炎武到王夫之
激烈地反對明代的空疏和形而上學思潮，樹立起一種新的學術氛圍。在這種氛圍下，着重點放到了對古代經典作研究，旁徵博引地作考證以及將知識運用到社會。這些人都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懷疑精神，這促使他們去仔細檢查已被歷代所承認、其真實性似乎毫無疑問的著作。重新研究古代經典使他們面對了如何正確理解這些古籍的問題。
為了澄清古代字詞的含義和字的發音以重現其音韻，他們潛心研究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以及古代的規章制度，把這些學問當作研究經籍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他們的考察引導他們越來越深地潛入到古代經文的研究中去，併為清代中期「考證學」的興起鋪平了道路。
2.2清代中期的考證學考證學的意思是「考證其實」，有時也被譯作「校勘學」(textual Criticism)。考證學是既考究古代書籍的真偽，也校勘其原來文字的一門學問，因此也被更貼切地翻譯成「實證研究學」。這個學派的學者們採用歸納式的考察方法，從廣泛的資料中收集證據，並檢驗不利於此證據的種種假設。他們的格言是「確鑿證實然後信之，無稽者決不輕信」。
這個學派在清初稍稍起步，在清代中期發展到全盛地步。在諸多考證學家中，有兩位尤其突出，他們是吳派的惠棟和徽派的戴震。
惠棟(1697-1758年)出生於經學世家，他的學風以對漢代著作的博聞強記和傾心接受而著稱，漢代距古代不太遠，因此漢代的書籍被認為比較真實。惠派治學的指導思想是「凡古必真，凡漢皆好」。按照這條思路，惠棟作了幾部研究古書的著作。23惠棟對漢學的崇信，促使他試圖把漢代大師的觀點提升到經典之列。
安徽休寧的戴震(1724-1777年)或許是所有清代學者中最偉大的一位。他與惠棟的關係在師友之間，但他的治學方法卻與惠氏大不相同。惠棟對漢學的偏愛到了排斥其它任何著作的地步，而戴震則不願受任何學派的束縛。他懷着強烈的懷疑精神，不接受任何陳述，也就是「苟終無足以起其信者、雖聖哲父師之言不信也」。
他在著述中保持了高度的客觀性，在考究事實真偽時不偏袒任何學派。他做研究的原則是「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戴震希望使學者擺脫對任何事物的依賴。他尊重漢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但不要求任何人盲目信從之。
當有懷疑時，必反覆參證，得到滿意結果才心安。由於戴震具備作透徹分析和批評性鑒別的考據能力，因此得以將研究水平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以下的陳述可反映他治學的精神：「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為真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