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39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39，共298。
十九世紀初，西方國家的政府和私商已不再容忍中國體系的束縛了。商人要求有更大的行動自由，西方國家的政府則剛剛從拿破崙戰爭中解脫出來，且因工業革命而實力大增，也不願再承受藩屬的待遇。他們堅持要按照歐洲的法規和外交慣例來發展國際關係；但中國人卻不願意放棄他們珍視的體系。實際上，中國人聲稱「吾非求爾等前來；汝既來即須遵吾之章程」，西方人則回答說「你們不能阻止我們前來，而且我們要按我們的方式前來」。
此後中西關係的進程便是一種持續的衝突，最終導致了清帝國的屈辱。
事實上，在西方合力摧毀中國的對外關係機制之時，封貢體系已經大大失色了。自十八世紀中葉起，它已暴露在兩種破壞性影響面前：中國與東南亞(南洋)之帆船貿易的興起和歐洲在廣東之貿易的增長。幾百艘中國的帆船，平均每艘150噸噸位，最大的達1,000噸，駛往暹羅、安南、馬來半島、爪哇和馬魯古等地經營自己的貿易。這些地區的許多小藩國發現它們不再需要依賴封貢體繫了，於是停止向中國進貢。
20已獲准前來廣州經營的獨立的歐洲貿易，則是另一個破壞性影響，而且它正呈迅猛增長之勢。英國作為走在最前列的工業國和對外貿易的领頭羊，盡其最大努力來摧毀現存的中國體制。第七章 廣州貿易體系
中國在1842年對西方開放之前的八十五年中，廣州是唯一的對外貿易開放口岸，這段時期中國的對外關係基本上是關於廣州貿易。
1.單口貿易的緣起
廣州位於帝國的南端，自唐代(618-907年)起一直是對外貿易的中心。明末清初時期，廣州的貿易實際上由葡萄牙人壟斷，正如第五章 所述的那樣，他們佔據了澳門。其它國家的船舶和商人不得前去廣州，只是極偶爾才獲准進入。勇于進取的英國商人受阻于廣州後，在其它地方尋找機會，他們與台灣的大明遺臣國姓爺及其子發展了關係，並且出售軍火以換取在台灣和廈門經商的權利。
清廷受國姓爺對沿海地區侵襲的困擾，於是在1662年下令所有口岸禁絶對外貿易，而所有沿海居民則撤至距海岸30-50里的內地，以此來切斷國姓爺的給養資源。但是，作為對外國商人的恩惠，澳門不受此令的約束；而廣州雖然表面上關閉了口岸，卻不怎麼嚴格執行。隨着1683年成功地統一台灣，清廷取消了海禁，並于1685年在廣州、漳州(在福建)、寧波和雲台山(在江蘇)開設了海關。在這幾個口岸中，廣州是最繁榮的，不僅因為它有悠久的對外貿易歷史，還因為它位置最靠近中國人稱之為「南洋」的東南亞。
作為一個老口岸，廣州有諸多陳規積習和腐敗橫行的現象。168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第一艘駛進廣州港的船舶，核定應繳納2,484兩的高昂管理費，但經過與海關官員多方討價還價，費用降至1,500兩，其中1,200兩為船鈔，300兩為付給「戶部」(Hoppo，即粵海關監督)的規禮銀(即所謂的感謝費)。這種不正規的勒索和地處亞熱帶的廣州對英國毛紡織品需求量小，促使東印度公司尋求在更北一些的口岸開展商務。英國人設想，如果有可能在茶絲產地的江浙地區做生意，商品採辦的費用將會降低。
於是，該公司于1698年在靠近寧波的定海設立了一間商館(factory)
一種商務代理機構或貿易辦事處，以卡奇普爾(Allen Catchpoole)為商館領班。然而，事實證明寧波並不比廣州好到哪裡，這個地方也備受官府幹涉、無理征課、毛紡織品需求弱小及當地商人經商資金匱乏等因素的困擾。東印度公司最終將興趣轉回了廣州，1699年在那裡開設了另一個商館，並決定在1715年前後規範此地的貿易。東印度公司組織了一個「大班會社」(council of supercargoes)作為商館的常設機構，該會社一直到1758年才由一個規模較小但效率更高的常設性「貨頭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由三名資深大班組成
取代，這個委員會協調並指導東印度公司的在華商務。
廣州地方蠻橫專斷而又荒誕不經的敲詐勒索，以及昂貴的茶絲價格，促使東印度公司在1753年左右再一次恢復了對寧波的興趣。 1755年，喀喇生(Samuel Harrison)和洪任輝(james Flint)率領兩艘船舶駛往定海。洪任輝一直在學漢語。他們受到了當地大員的優待，浙江省官衙向朝廷稟報稱，「紅毛」(英國人和荷蘭人的綽號)船舶多年不至，自應「加意體恤」。
把貿易轉移至寧波自然引起了英國前往廣州的船舶數量減少：1754年有27艘、1755年22艘、1756年15艘、1757年7艘。兩廣總督擔心貿易會偏向北方，於是在1757年籲請朝廷將寧波的關稅提高100%。北京也擔心夷船頻頻來訪，將使寧波變成另一個澳門。此外，朝廷還擔憂，寧波、廈門及上海等北方口岸比廣州更靠海，官府難於控制洋船的行止，將助長外夷與內地奸民勾結；若設口岸在廣州，黃埔和虎門要塞官府可以監視洋人及其船舶。
再者，廣州有一大批人歷來靠對外貿易為生，貿易轉向北方將嚴重損害他們的生計。衡量了這些情況之後，朝廷決定提高寧波和其它北方口岸的關稅，使它們比廣州的關稅重得足以阻遏未來的貿易。洋人被迫斷絶北上的念頭。這樣，儘管在寧波、廈門和上海的貿易並未正式禁止，但實際上，1757年之後，廣州成了唯一對洋商開放的口岸，因此對北方港口貿易，則為「不禁之禁」。
此後中西關係的進程便是一種持續的衝突，最終導致了清帝國的屈辱。
事實上，在西方合力摧毀中國的對外關係機制之時，封貢體系已經大大失色了。自十八世紀中葉起，它已暴露在兩種破壞性影響面前：中國與東南亞(南洋)之帆船貿易的興起和歐洲在廣東之貿易的增長。幾百艘中國的帆船，平均每艘150噸噸位，最大的達1,000噸，駛往暹羅、安南、馬來半島、爪哇和馬魯古等地經營自己的貿易。這些地區的許多小藩國發現它們不再需要依賴封貢體繫了，於是停止向中國進貢。
20已獲准前來廣州經營的獨立的歐洲貿易，則是另一個破壞性影響，而且它正呈迅猛增長之勢。英國作為走在最前列的工業國和對外貿易的领頭羊，盡其最大努力來摧毀現存的中國體制。第七章 廣州貿易體系
1.單口貿易的緣起
廣州位於帝國的南端，自唐代(618-907年)起一直是對外貿易的中心。明末清初時期，廣州的貿易實際上由葡萄牙人壟斷，正如第五章 所述的那樣，他們佔據了澳門。其它國家的船舶和商人不得前去廣州，只是極偶爾才獲准進入。勇于進取的英國商人受阻于廣州後，在其它地方尋找機會，他們與台灣的大明遺臣國姓爺及其子發展了關係，並且出售軍火以換取在台灣和廈門經商的權利。
作為一個老口岸，廣州有諸多陳規積習和腐敗橫行的現象。168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第一艘駛進廣州港的船舶，核定應繳納2,484兩的高昂管理費，但經過與海關官員多方討價還價，費用降至1,500兩，其中1,200兩為船鈔，300兩為付給「戶部」(Hoppo，即粵海關監督)的規禮銀(即所謂的感謝費)。這種不正規的勒索和地處亞熱帶的廣州對英國毛紡織品需求量小，促使東印度公司尋求在更北一些的口岸開展商務。英國人設想，如果有可能在茶絲產地的江浙地區做生意，商品採辦的費用將會降低。
於是，該公司于1698年在靠近寧波的定海設立了一間商館(factory)
一種商務代理機構或貿易辦事處，以卡奇普爾(Allen Catchpoole)為商館領班。然而，事實證明寧波並不比廣州好到哪裡，這個地方也備受官府幹涉、無理征課、毛紡織品需求弱小及當地商人經商資金匱乏等因素的困擾。東印度公司最終將興趣轉回了廣州，1699年在那裡開設了另一個商館，並決定在1715年前後規範此地的貿易。東印度公司組織了一個「大班會社」(council of supercargoes)作為商館的常設機構，該會社一直到1758年才由一個規模較小但效率更高的常設性「貨頭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由三名資深大班組成
取代，這個委員會協調並指導東印度公司的在華商務。
廣州地方蠻橫專斷而又荒誕不經的敲詐勒索，以及昂貴的茶絲價格，促使東印度公司在1753年左右再一次恢復了對寧波的興趣。 1755年，喀喇生(Samuel Harrison)和洪任輝(james Flint)率領兩艘船舶駛往定海。洪任輝一直在學漢語。他們受到了當地大員的優待，浙江省官衙向朝廷稟報稱，「紅毛」(英國人和荷蘭人的綽號)船舶多年不至，自應「加意體恤」。
把貿易轉移至寧波自然引起了英國前往廣州的船舶數量減少：1754年有27艘、1755年22艘、1756年15艘、1757年7艘。兩廣總督擔心貿易會偏向北方，於是在1757年籲請朝廷將寧波的關稅提高100%。北京也擔心夷船頻頻來訪，將使寧波變成另一個澳門。此外，朝廷還擔憂，寧波、廈門及上海等北方口岸比廣州更靠海，官府難於控制洋船的行止，將助長外夷與內地奸民勾結；若設口岸在廣州，黃埔和虎門要塞官府可以監視洋人及其船舶。
再者，廣州有一大批人歷來靠對外貿易為生，貿易轉向北方將嚴重損害他們的生計。衡量了這些情況之後，朝廷決定提高寧波和其它北方口岸的關稅，使它們比廣州的關稅重得足以阻遏未來的貿易。洋人被迫斷絶北上的念頭。這樣，儘管在寧波、廈門和上海的貿易並未正式禁止，但實際上，1757年之後，廣州成了唯一對洋商開放的口岸，因此對北方港口貿易，則為「不禁之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