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43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43，共298。
除第四條關於僱用仆役一條外，其它各條都嚴格執行了，尤其是有關婦人的條文。1830年，當三名外國婦女潛入英國商館時，中國官府威脅要中斷貿易，這些婦女不得不離開去了澳門。由於這條防範番婦進入廣州的嚴格規定，洋商通常將其家眷留在澳門。1830年時在澳門的4,480名外國人中，有2,149人是白人女性，白人男性則有1,201名，其餘的是奴隷和仆役。
與此相反，在廣州的洋人社會卻完全由男性組成，1836年有307名男性，其中213人是非亞洲人。
管束洋人行為的規程無疑引起了這些商人的不便，但迅速賺到錢的前景肯定稍稍緩解了這種暫時的苦楚。總的來說，在帶有寬敞起居室的商館中，生活還是相當愜意的，洋商與行商之間的關係也很和睦親善.亨德(William C．Hunter)是一位在1825年到廣州來的美國人，在那裡獃了許多年，他稱行商是一群「做生意時可敬可靠的人，他們恪守合同，且性格寬大。」13行商與洋商志同道合，甚至在遇上困難破產時相互扶持。浩官自己生活節儉，但卻以慷慨大度和急人所難而著稱。
有一次，當他得悉一位美國商人生意受挫，流落廣州達三年之久而無法回家時，他找來這位美國人，撕毀了他的7．2萬美元的本票，宣佈帳目革清。浩官用他那種洋涇浜英語
即當時中國商人所用的英語
宣稱：「You and I are No．1‘olo flen’；you belong honest man，only got no chance。」 14(「你和我是最好的老朋友；你是一個誠實的人；你只是不走運罷了」)
洋涇浜英語是中國沿海商業社會的混合語言，混雜了英語、葡萄牙語和印度語的詞彙，說的時候多少按漢語的句法而不根據英語的語法規則。源於葡萄牙語的詞如：mandarin，源自mandar，意為「命令」；compradore，源自compra，意為「購買」；maskee，源自masque，意為「別在意」。源於印度語的詞如bazaar，指「市場」；schroff，指「銀師」；go-down，是ka-dang的訛音，指「貨棧」；lac，指「十萬」；cooly(coolie)，指「勞工」。浩官在銷毀本票時說的話是典型的洋涇浜英語腔調：「Just now have settee counter，alla fnishee；you go，you please．」15(「現在我們結清了我們的帳目，一切都結束了，你要走就可以走了。」)
3.2司法權問題對洋人活動的諸多限制是衝突的一個根源；另一個根源是法律實施的問題。中國的司法概念和實踐與西方的大相逕庭。在中國，不存在任何西方人所理解的「正當法律程序」，也沒有律師作法庭辯護之類的東西，司法不是政府的一個獨立機構，充任地方法官的不是別人，而是縣官本人。官司和訴訟被認為是一個人缺德的表現，而非其正當權利的維護。
在刑事案件中，一個被告在證明是清白之前即被認為是有罪的，而在殺人案中遵循的原則是「一命抵一命」。中國人的正義感允許父親包庇兒子、兒子包庇父親，而不是將其呈送司法審判；而一人犯案有可能使鄰里間好幾家人被牽連。對在廣州和澳門的外國人來說，所有這些都是「奇怪」而「野蠻」的。
「負責原則」是另一個導致摩擦的根源，正如皇帝理論上要對天下發生的一切負責一樣，總督對其轄區內發生的所有事端負有責任，包括水災或洋人擾亂等事。為求自保，總督會無情地通過最嚴格的規程來約束外國人。將這一原則推而廣之，那麼，行商就有責任「擔保」洋商行為得體，而外國社會的領袖就有責任管束他的同胞，並將應中國官憲之請交出案犯，無論在具體案件中洋人自己的立場若何。
中國政府堅持，在中國犯罪的洋人應按中國的法律受審。但另一方面，外國人則要求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這倒並不是因為他們否認屬地管轄的普遍原則，而是由於中國法庭處置案件的「奇怪」方式和判決的嚴峻。事實上，涉及洋人的民事案件是非常少的，因為洋商與中國百姓之間沒有什麼接觸，而行商與洋人之間的糾紛則基本上通過談判和仲裁得到解決。同樣，卷入刑事案件的洋商即使有也非常之少，這些案件較多發生在水手身上。
當確實發生刑事案件時，那些雙方都涉及洋人的案件會通過下列三種方式中的一種來處理：(1)中國法庭審理案件，但將罪犯送交他自己的國家接受懲罰，如1754年一名法國人殺死一名英國水手一案，該法國人被中國法庭判處絞刑，行刑則在他被送回法國後由法國政府來執行；(2)中國法庭審判案件並在中國執行判決，如一名英國水手因殺死一名葡萄牙水手而被判絞立決；(3)如罪犯逃逸，中國法庭將對此人判刑，並將判決轉達此人本國的政府來行刑，如1830年一群英國人毆殺一名荷蘭水手而後逃往印度一案。在該案中，兩廣總督判首犯絞刑，從犯各鞭笞百下，但將判決呈達英國執行。
在牽涉到中外雙方人等的案件中，如果罪犯是中國人，將毫不寬宥地執行法律，其速度和公正性是無懈可擊的。一個恰切的案例是1785年一個中國人殺死一名英國水手一案，這名中國人立即被判刑絞死。如果罪犯是洋人，也將採取同樣的做法，如1784年的英國船舶「赫符斯號」(Lady Hughes)一案。是年11月24日，這艘港腳船在鳴放禮炮時，意外地炸傷了三名中國低級官吏，其中兩人隨後死去。
廣州當局責令交出炮手，而當知道炮手已潛逃時，便拘押了該船的大班史密斯(George Smith)，包圍了商館，並中斷了貿易。直到在「赫符斯號」船上找到該名炮手並押解給中國官憲之後，那位大班才獲釋，貿易也得以恢復，隨後絞死了那名炮手。
與此相反，在廣州的洋人社會卻完全由男性組成，1836年有307名男性，其中213人是非亞洲人。
管束洋人行為的規程無疑引起了這些商人的不便，但迅速賺到錢的前景肯定稍稍緩解了這種暫時的苦楚。總的來說，在帶有寬敞起居室的商館中，生活還是相當愜意的，洋商與行商之間的關係也很和睦親善.亨德(William C．Hunter)是一位在1825年到廣州來的美國人，在那裡獃了許多年，他稱行商是一群「做生意時可敬可靠的人，他們恪守合同，且性格寬大。」13行商與洋商志同道合，甚至在遇上困難破產時相互扶持。浩官自己生活節儉，但卻以慷慨大度和急人所難而著稱。
有一次，當他得悉一位美國商人生意受挫，流落廣州達三年之久而無法回家時，他找來這位美國人，撕毀了他的7．2萬美元的本票，宣佈帳目革清。浩官用他那種洋涇浜英語
宣稱：「You and I are No．1‘olo flen’；you belong honest man，only got no chance。」 14(「你和我是最好的老朋友；你是一個誠實的人；你只是不走運罷了」)
3.2司法權問題對洋人活動的諸多限制是衝突的一個根源；另一個根源是法律實施的問題。中國的司法概念和實踐與西方的大相逕庭。在中國，不存在任何西方人所理解的「正當法律程序」，也沒有律師作法庭辯護之類的東西，司法不是政府的一個獨立機構，充任地方法官的不是別人，而是縣官本人。官司和訴訟被認為是一個人缺德的表現，而非其正當權利的維護。
在刑事案件中，一個被告在證明是清白之前即被認為是有罪的，而在殺人案中遵循的原則是「一命抵一命」。中國人的正義感允許父親包庇兒子、兒子包庇父親，而不是將其呈送司法審判；而一人犯案有可能使鄰里間好幾家人被牽連。對在廣州和澳門的外國人來說，所有這些都是「奇怪」而「野蠻」的。
「負責原則」是另一個導致摩擦的根源，正如皇帝理論上要對天下發生的一切負責一樣，總督對其轄區內發生的所有事端負有責任，包括水災或洋人擾亂等事。為求自保，總督會無情地通過最嚴格的規程來約束外國人。將這一原則推而廣之，那麼，行商就有責任「擔保」洋商行為得體，而外國社會的領袖就有責任管束他的同胞，並將應中國官憲之請交出案犯，無論在具體案件中洋人自己的立場若何。
中國政府堅持，在中國犯罪的洋人應按中國的法律受審。但另一方面，外國人則要求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這倒並不是因為他們否認屬地管轄的普遍原則，而是由於中國法庭處置案件的「奇怪」方式和判決的嚴峻。事實上，涉及洋人的民事案件是非常少的，因為洋商與中國百姓之間沒有什麼接觸，而行商與洋人之間的糾紛則基本上通過談判和仲裁得到解決。同樣，卷入刑事案件的洋商即使有也非常之少，這些案件較多發生在水手身上。
當確實發生刑事案件時，那些雙方都涉及洋人的案件會通過下列三種方式中的一種來處理：(1)中國法庭審理案件，但將罪犯送交他自己的國家接受懲罰，如1754年一名法國人殺死一名英國水手一案，該法國人被中國法庭判處絞刑，行刑則在他被送回法國後由法國政府來執行；(2)中國法庭審判案件並在中國執行判決，如一名英國水手因殺死一名葡萄牙水手而被判絞立決；(3)如罪犯逃逸，中國法庭將對此人判刑，並將判決轉達此人本國的政府來行刑，如1830年一群英國人毆殺一名荷蘭水手而後逃往印度一案。在該案中，兩廣總督判首犯絞刑，從犯各鞭笞百下，但將判決呈達英國執行。
在牽涉到中外雙方人等的案件中，如果罪犯是中國人，將毫不寬宥地執行法律，其速度和公正性是無懈可擊的。一個恰切的案例是1785年一個中國人殺死一名英國水手一案，這名中國人立即被判刑絞死。如果罪犯是洋人，也將採取同樣的做法，如1784年的英國船舶「赫符斯號」(Lady Hughes)一案。是年11月24日，這艘港腳船在鳴放禮炮時，意外地炸傷了三名中國低級官吏，其中兩人隨後死去。
廣州當局責令交出炮手，而當知道炮手已潛逃時，便拘押了該船的大班史密斯(George Smith)，包圍了商館，並中斷了貿易。直到在「赫符斯號」船上找到該名炮手並押解給中國官憲之後，那位大班才獲釋，貿易也得以恢復，隨後絞死了那名炮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