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47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47，共298。
當英軍統帥、海軍上將度路利(Admiral Drury)拒絶撤軍時，兩廣總督報之以中斷通商，這個舉動在所有外國人之間引起了不便和普通抱怨。度路利於是建議與總督會晤，但當遭到拒絶後，他便挑釁性地率三艘戰艦闖過虎門拋碇于黃埔，提出會晤的要求。隨後便與中國人發生了武裝衝突，英國人在衝突中有所傷亡。局勢持續緊張，一直到是年12月，東印度公司貨頭委員會讓葡萄牙人交付60萬洋銀贖金，保證了英國的撤軍，局勢才趨緩和。
其它一些導致中英關係緊張的事件包括，英國進攻中國的藩屬尼泊爾，以及1814年4月英國軍艦「脫裡斯號」(Doris)在廣州水域捕獲美國蒸汽船「漠打號」(Hunter)，其時英國正在與美國開戰。廣州當局抗議英國破壞了中國的管轄權，威脅要中斷與英國的貿易，除非「脫裡斯號」離開口岸。在廣州的英國社團拒絶讓步，中國方面的恐嚇未能奏效。
這些事件，加上對廣州貿易體系日益增強的不滿情緒，促使東印度公司請求倫敦再派一個使團去北京。1815年維也納會議後，歐洲恢復了和平，英國也擺脫了歐洲事務的糾纏。英國於是決定派前印度總督阿美士德勛爵(Lord Amherst)出使清廷，隨行的兩位副使是埃利斯(Henry Ellis)和小斯當東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後者是馬戛爾尼的秘書斯當東之子，駐廣州的貨頭委員會主席。英國對阿美士德勛爵的訓令要求是：消除在廣州的種種困難、實現中國和英國商人之間的自由貿易、廢除公行制度、自由居住在商館而不受時間及僱用華仆的限制、建立商館與中國官憲之間的直接聯絡、在廣州以北開放更多的口岸，以及在北京派駐外交使節的權利等等。
他還要消除中國對英國在尼泊爾之行動的疑慮，並解釋「脫裡斯號」事件的原因。使團于1816年2月8日離開樸茨茅斯(Portsmouth)，由於擔心中國人會在廣州擋駕不讓使團北上，因此使團便直接駛向天津而沒有在廣州停留。
與他那位開朗的父親乾隆不同，嘉慶皇帝生性矜持，不太願意接待外國使節。他擔心英國提出新的要求，故對新使團的反應非常冷淡，稱「總之朕不悅此事」。朝廷發佈了一道意旨，命接待使團無須鋪張；若該貢使情詞恭順，屆時率領入覲；倘其執意孤行或不肯行磕頭禮，即在天津設宴遣回本國，諭以大皇帝舉行秋狩，迴鑾尚有數月云云。
1816年8月13曰，阿美士德帶著五十二件「貢品」抵達天津，得工部尚書迎迓，設宴款待。當阿美士德被要求行磕頭禮以謝皇恩時，他答覆稱不能遵行，但可脫帽三次，鞠躬九次。隨後便進行了無休止的爭執，但問題懸而未決。在使團前往北京的路上，朝廷下旨稱「若英使拒不遵行禮制則不允入覲」。
於是使團在北京十英里外的通州停了下來；兩名大員，理藩院尚書和禮部尚書，從京城前來勸諭阿美士德關於磕頭的重要性。阿美士德本人實際上對採取這樣或那樣方式並不太在意；他在倫敦時曾受命應權宜對待磕頭事宜，如果磕頭能促進其使命，則可以行此禮節。但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卻建議他抵制中國的禮節，以免損害英國的尊嚴和威望。他的兩個副使之間也存在意見分歧，埃利斯傾向于接受中國的要求，而小斯當東則堅決反對。
受對立意見的左右，阿美士德一時間猶豫徘徊，但最後還是決定反對磕頭。他告訴中國人說，他將單膝下跪低頭三次，重複這個禮節三次，以接近所要求的三跪九叩之禮。中國人不接受這個建議。使團在通州滯留了十天，然後從朝廷發來了一道改良性的諭旨，大意為因「外夷」不習跪叩，若該貢使起跪動作不合禮儀亦無傷大雅云云。
但那位一直在與阿美士德爭執的理藩院尚書急於邀皇帝恩寵，在8月27日上奏稱：「雖其(阿美士德)起跪頗不自然，尚堪成禮。」
8月28日晚，嘉慶皇帝看到這份奏摺說阿美士德演習跪叩頗有「長進」，表示滿意，決定在次日召見。使團被催促連夜趕路，當次日凌晨抵達北京時，阿美士德得知皇帝已準備立即在頤和園召見他。但他因路途顛簸和天氣炎熱而疲憊不堪，而且國書和官服也落在後面的行李車內，因此他請求稍事休息。在與陪同的中國官員發生激烈的爭吵之後，阿美士德氣得轉身離開。
不久皇帝遣人來傳喚他，由於理藩院尚書沒法讓阿美士德露面，因此謊報英國使臣病倒了；皇帝隨後傳喚副使，尚書又謊報副使也病了。皇帝惱怒不已，懷疑使節們作假，宣論「我中華之國乃堂堂天下共主，何堪容忍如此之倨傲侮慢」一道諭旨發下，將英使逐出京城，謝絶其「貢品」，取消陛見。
但當皇帝于次日獲悉使臣確遇困厄時，怒氣稍息，令酌收英使貢品並賜英國國王一些珍玩。他還諭令在南京的兩江總督切忌羞辱阿美士德，而應以適合其官爵品位的規格款待他。使團最後於1817年1月28日從廣州啟程返回英國。
阿美士德拒絶遵從中國的禮儀是被逐的唯一原因，這在歐洲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其時流放中的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責備阿美士德將聖詹姆斯(St. James)宮廷(意即西方式的)禮儀運用到北京宮廷中。按拿破崙的看法，一個使節到派駐國時應入鄉隨俗，並應認識到不能享有如自己君主所具有的那種區別對待之特權；他應滿足於接受當地宮廷中與他官爵相當者所受的待遇。因此，照拿破崙看來，如果中國政府同意將來訓令它自己的使節遵從倫敦或聖彼得堡之禮儀，那麼，英國或俄羅斯的使節就應接受中國的禮儀。
其它一些導致中英關係緊張的事件包括，英國進攻中國的藩屬尼泊爾，以及1814年4月英國軍艦「脫裡斯號」(Doris)在廣州水域捕獲美國蒸汽船「漠打號」(Hunter)，其時英國正在與美國開戰。廣州當局抗議英國破壞了中國的管轄權，威脅要中斷與英國的貿易，除非「脫裡斯號」離開口岸。在廣州的英國社團拒絶讓步，中國方面的恐嚇未能奏效。
這些事件，加上對廣州貿易體系日益增強的不滿情緒，促使東印度公司請求倫敦再派一個使團去北京。1815年維也納會議後，歐洲恢復了和平，英國也擺脫了歐洲事務的糾纏。英國於是決定派前印度總督阿美士德勛爵(Lord Amherst)出使清廷，隨行的兩位副使是埃利斯(Henry Ellis)和小斯當東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後者是馬戛爾尼的秘書斯當東之子，駐廣州的貨頭委員會主席。英國對阿美士德勛爵的訓令要求是：消除在廣州的種種困難、實現中國和英國商人之間的自由貿易、廢除公行制度、自由居住在商館而不受時間及僱用華仆的限制、建立商館與中國官憲之間的直接聯絡、在廣州以北開放更多的口岸，以及在北京派駐外交使節的權利等等。
他還要消除中國對英國在尼泊爾之行動的疑慮，並解釋「脫裡斯號」事件的原因。使團于1816年2月8日離開樸茨茅斯(Portsmouth)，由於擔心中國人會在廣州擋駕不讓使團北上，因此使團便直接駛向天津而沒有在廣州停留。
1816年8月13曰，阿美士德帶著五十二件「貢品」抵達天津，得工部尚書迎迓，設宴款待。當阿美士德被要求行磕頭禮以謝皇恩時，他答覆稱不能遵行，但可脫帽三次，鞠躬九次。隨後便進行了無休止的爭執，但問題懸而未決。在使團前往北京的路上，朝廷下旨稱「若英使拒不遵行禮制則不允入覲」。
受對立意見的左右，阿美士德一時間猶豫徘徊，但最後還是決定反對磕頭。他告訴中國人說，他將單膝下跪低頭三次，重複這個禮節三次，以接近所要求的三跪九叩之禮。中國人不接受這個建議。使團在通州滯留了十天，然後從朝廷發來了一道改良性的諭旨，大意為因「外夷」不習跪叩，若該貢使起跪動作不合禮儀亦無傷大雅云云。
但那位一直在與阿美士德爭執的理藩院尚書急於邀皇帝恩寵，在8月27日上奏稱：「雖其(阿美士德)起跪頗不自然，尚堪成禮。」
8月28日晚，嘉慶皇帝看到這份奏摺說阿美士德演習跪叩頗有「長進」，表示滿意，決定在次日召見。使團被催促連夜趕路，當次日凌晨抵達北京時，阿美士德得知皇帝已準備立即在頤和園召見他。但他因路途顛簸和天氣炎熱而疲憊不堪，而且國書和官服也落在後面的行李車內，因此他請求稍事休息。在與陪同的中國官員發生激烈的爭吵之後，阿美士德氣得轉身離開。
不久皇帝遣人來傳喚他，由於理藩院尚書沒法讓阿美士德露面，因此謊報英國使臣病倒了；皇帝隨後傳喚副使，尚書又謊報副使也病了。皇帝惱怒不已，懷疑使節們作假，宣論「我中華之國乃堂堂天下共主，何堪容忍如此之倨傲侮慢」一道諭旨發下，將英使逐出京城，謝絶其「貢品」，取消陛見。
但當皇帝于次日獲悉使臣確遇困厄時，怒氣稍息，令酌收英使貢品並賜英國國王一些珍玩。他還諭令在南京的兩江總督切忌羞辱阿美士德，而應以適合其官爵品位的規格款待他。使團最後於1817年1月28日從廣州啟程返回英國。
阿美士德拒絶遵從中國的禮儀是被逐的唯一原因，這在歐洲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其時流放中的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責備阿美士德將聖詹姆斯(St. James)宮廷(意即西方式的)禮儀運用到北京宮廷中。按拿破崙的看法，一個使節到派駐國時應入鄉隨俗，並應認識到不能享有如自己君主所具有的那種區別對待之特權；他應滿足於接受當地宮廷中與他官爵相當者所受的待遇。因此，照拿破崙看來，如果中國政府同意將來訓令它自己的使節遵從倫敦或聖彼得堡之禮儀，那麼，英國或俄羅斯的使節就應接受中國的禮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