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斯多德傳

作者：亞里斯多德

第46，共164。

亞里士多德指出，詩（藝術）的模仿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是「按照事物本來的樣子去模仿」；第二種是「按照事物為人們所說所想的樣子去模仿」；第三種是「按照事物應有的樣子去模仿」。在亞里士多德心目中最後一種模仿為最好，他把古希臘著名的悲劇詩人索福克勒斯看作是採用這種模仿形式的典型代表，並加以頌揚。在他看來，這種模仿形式不僅不會像柏拉圖所說的那樣會失去真實性，而是相反，會更具有真實性，因為模仿的不是個別事物，而是帶有普遍必然性的事物。他為了說明這種藝術模仿的作用，特地把詩人和歷史學家作了區分。指出詩人和歷史學家的區別不在於詩人用韻文，歷史學家用散文，而在於歷史學家描述的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個別的事情」；而詩人描寫的卻是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來描寫的那些「可能發生的事情」，它「更具有普遍性」。因此詩比歷史更有哲學意味和莊嚴的東西。在這裡，亞里士多德把歷史看成只描寫個別的偶然事件，看不到歷史同樣也是揭示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這當然是不對的，但他對藝術的模仿的見解的確包含了藝術要揭示事物本質和普遍必然性的深刻思想。
亞里士多德為了論證藝術模仿的必然性，還從心理上找根源。他認為詩（藝術）的模仿的起源有兩個原因：首先，模仿是出於人的自然的本能，從小孩時就開始表現出來。人也是通過模仿這種本能開始學習的。人是所有動物中最善於模仿的，因為這一點，使人不同於其他動物；其次，由於每個人都具有愛和諧節奏的天性，因而模仿出來的東西也具有和諧的節奏，它使人產生愉快感。悲劇詩人就是通過模仿從痛苦和恐懼中引出愉快。他從模仿是人的天性的思想出發，提出了所謂詩的本質缺陷和偶然缺陷的問題：詩人從事模仿而又沒有模仿的才能，那麼他的詩就是本質的缺陷，他不配當詩人；如果詩人在模仿時只是表現有些不恰當的地方，他的詩就是偶然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