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名分的情義」，還要求其生活與身分相適應。缺少這種「情義」，就喪失了自尊。德川時代的取締奢侈令對各類人的衣著、財產、用品幾乎都作了詳細規定。按照身分而生活就意味著接受這種規定並視之為自尊的組成部分。對這種按世襲階級地位作出規定的法律，美國人將大吃一驚。在美國，自尊是與提高自己的地位聯繫在一起的。一成不變的取締奢侈令是否定我們這個社會的基礎的。德川時代規定，某一等級的農民可以給他的孩子買某種布娃娃，而另一等級的農民則只能買其它種類的布娃娃。我們對這類法律會感到不寒而慄。但在美國，我們憑藉其它規定也有同樣的結果。我們心安理得地承認這種事實，即工廠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電動火車，而佃農的孩子有一個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心滿意足了。我們承認收入的差異，並認為這是合理的。爭取獲得較高的薪金已成為我們自尊體系中的一部分。既然布娃娃限於收入的高低，那並不違背我們的道德觀念。有錢的人就可以給孩子買高級布娃娃。而在日本，有錢會令人疑惑，守本分才讓人放心。即使在今天，窮人和富人一樣，都以遵守等級制的習慣來保持其自尊。這在美國是無法理解的。法國人托克維爾（Tocqueville）在1830年代就在前引著作中指出了這一點。生在十八世紀法國的托克維爾，儘管對平等制的美國給予好評，但他仍對貴族生活知之甚深，十分鍾情。認為美國雖有其美德，卻缺少真正的尊嚴。他說：「真正的尊嚴在於各安其分，不卑不亢，自王子以至農夫，皆可以此自許。」托克維爾一定能理解日本人的態度，即認為階級差別本身並沒有什麼不體面。
在對各民族的文化有客觀研究的今天，人們認為「真正的尊嚴」可以由不同民族作出不同定義，恰如他們對屈辱作出不同解釋一樣。有些美國人叫嚷，只有由我們推行平等原則，日本人才能獲得自尊。他們其實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義的錯誤。如果這些美國人確如他們所說，真的希望有一個自尊的日本，他們就必須認清日本人的自尊的基礎。我們可以承認，（正如托克維爾那樣）這種貴族制度的「真正尊嚴」正從近代世界中消逝，我們相信，另一種更優異的尊嚴正在取而代之。日本無疑也將如此。但在今天，日本只能在它自身的基礎上重建其自尊，而不是在我們的基礎上重建。而且，它只能用它自己的方式來純化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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